父亲缺席的成长
自贡荣县分成了旧城新城，黄洋家在旧城，离古城街农贸市场不远，这里是一排大杂院旧房改造后的矮楼房。黄家住在一家油米香料铺左侧单元，七十平方米的两室一厅，还有一个小隔间，上世纪90年代风格的简单装修。这栋楼毗邻荣县最热闹的西街，他们从黄洋小学毕业后搬来，一家人在这里住了17年。
从外公家搬进楼房的这年，黄国强也才将工作从百里外的内江市简阳县调动回了荣县。黄国强和杨国华从异地恋到婚后分居两地13年，仅通过书信或单位上的电话往来。母亲是黄洋童年时唯一的陪伴，数月返家一趟的黄国强让小黄洋感到生疏：“不许上我妈妈的床，你睡沙发！”
1997年黄洋进入初中，黄国强从国有的农业局调到私营的荣县盐厂，盐场在距家一个多小时车程的长山镇，可以每周末回家了。三年后，荣县国企改制，黄国强和杨国华同时下岗。黄国强转去盐厂当无编制的工人，三班倒，只有轮上九天一次的中休才能回家一天。
中学时代的黄洋每天晚上7点离家到中学晚自习，9点结束后回家继续读书。碰上父亲回家，互相问好，彼此话都不多。黄国强望子成龙，偶尔坐下来和儿子聊天，都是围绕儿子的学习，除了读书这个话题，父子俩似乎没有什么好多说的。
说起自己是中专毕业，黄国强有点不好意思，自己“文化程度不高”，但他坚信读好书、考上好大学，就能改变家庭现状。黄洋一直成绩优秀，从不用父母操心学习，而关于教育方式，都是杨国华一手操办。父子间“谈谈学习的情况”，越来越像固定的日常问候。
这些寡淡的相处，让黄国强对儿子的记忆也变得支离破碎。
黄国强参加过黄洋几场家长会，从小学到高中的都有，回想起来，他记得每次都挺骄傲：“每一次去开家长会，都说(黄洋)好，都说挺努力的，成绩挺好的。高中初中老师都说过有时候粗心，后来他都改正过来。”
林尊耀五个子女中，走得最远的是林森浩，最出息的也是林森浩。
林尊耀参加过一次高考。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林尊耀读书时科科优秀，数学拔尖，但高考时“只剩下十天的时间复习”，最终因差三十多分落榜。林尊耀的父母都“没什么文化”，他因担心复习“要交费用，还要脱产”，不愿意再考。由此失去了唯一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如今，林尊耀还会羡慕地谈起以前那些班上成绩比他“差得很远”的同学，考上大学后在外工作，离开了经济逐渐衰退的和平村，他叹口气，“我自己命不好”。
改革开放后，林尊耀在当地一家私营的磁带厂做技术人员，妻子开始收废品。“那段时间啊，没有我老婆拼命帮忙，单单能维持生活好一点，不可能建房子什么的。”90年代末，林家用大部分积蓄在宅基地上盖了新房，随后磁带厂倒闭，林尊耀失业，妻子因身体原因，也不再继续收废品，全家靠一间自家屋开辟出的小卖部维持生计。“本来像我这样的家庭，后面的经济收入不是那么好，我还是能撑下去，孩子长大也能找到工作，就不用操心那么多。现在大儿子发生这种事情，整个家里都崩溃了。”林尊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潮汕重商，和平镇的教育风气不浓，教育质量也不高，林家却是个例外。林尊耀对读书的寄托更加放在了子女身上。林尊耀觉得那些批评他家庭教育的人都“太恶意”，“说实在话，我孩子相对来说多一些，我两个女儿都是在教书，我两个儿子也是读大学……”话说到这里，林尊耀不知道接下来怎么表达对那些质疑的反驳。
沿着中国多数村镇尖子学生的道路，在和平中学读完初中，林森浩高中考进汕头市重点潮阳中学，从此离家求学11年。
林森浩读书出色，安静寡言。林尊耀很为这个儿子感到骄傲，“他这个人，心地很好。自从读书，每个学期都是只有老师表扬他。我也是很放心他，他也不想和人家打架吵架。学习也很用功，从来不要我操心。”
和黄国强一样，林尊耀若不和儿子聊学习，几乎无话可说。
林森浩在一审后接受了《新京报》采访，在表达对父母的歉意时，他说“我和父母之间缺乏如何做人的讨论，我很对不起他们，他们在我身上有一定寄托，因为我念书优秀。我真的对不起父母。”
二审现场，林森浩用“空”来定义自己，“我没有价值观”。在总结陈词中，他再一次提到这一点，“当我还在自由世界里的时候，我在思想上是无家可归的。没有价值观，没有原则，无所坚守，无所拒绝。头脑简单的人生活在并不简单的世界里，随波逐流，随风摇摆，兜不住的迷茫。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对我而言，是很不清晰的。”
父亲的记忆
林尊耀能叙述清的关于大儿子的日常生活并不多，这一年他的记忆力差了很多，与人交谈时不时出现空白和重复。“经常问完的话，几分钟后又问一遍。”他的弟弟林尊荣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近十年来，林尊耀对林森浩印象最深的片段，就是他暑假回家，帮妈妈从村西将载着沉重废品的小板车推到村东，路中经过练江上的石板拱桥，一个费力前行的上坡，和一个紧抓车把的下坡。“他母亲一想起这个儿子就哭。”林森浩母亲患有类风湿心脏病，因为家人相瞒，她至今不知道儿子已被判处死刑。只知被公安局带走，一切悬而未决。记者采访也被请求不要进入林家，怕记者的言行刺激到林森浩母亲。
离家求学的林森浩一个月往家里打一两个电话，电话听筒落在父亲手里的时间并不多。在这不多的交谈里，这几年最让林尊耀欣喜的消息有三件：保送复旦读研究生；签约广州中山医院工作；还有，拒绝病人的红包。“我跟他说，你做得对，以后做医生起码有点医德，有点良心，他这点做得到，我觉得很欣慰。”
林森浩大概不知道，自己性格中的正直与勇敢，是足以让林尊耀骄傲与欣喜的地方。林森浩描述自己从小到大最高兴的事，就是“自己努力取得成绩，让父母高兴的时候。”
林尊耀也从不知晓，关于儿子在大学里的生活和遭遇。他只知道“林森浩经常是班里的干部。到中山大学，是学术部的部长。到复旦去，他是学生会的副主席什么的。”林尊耀读书时也曾是班级干部，“学生干部”的标签，代表着“聪明”“努力”“同学关系好”，意味着无须父母挂心。
林尊耀很早就希望会念书的林森浩学医，这是铁饭碗，也是一家人的希望。时隔9年，他依然清楚地记得儿子高考总分是781分，他还能清晰叙述填报志愿时林森浩未依据他意见的遗憾：父亲希望儿子报考中山大学临床医学五年制，但是林森浩坚持选择临床医学八年制，之后因分数不够而落到了第二志愿医学影像。
他偶尔想，如果林森浩在中山大学读的是临床医学，会不会就在中山大学直升硕博，而不是去复旦大学。“一个孩子到上海去读书，就这样丢在上海了。”林尊耀害怕儿子再也回不来了。
同样的，黄洋出事后这一年，黄国强的记忆力也越发差了。关于黄洋的记忆他都是断断续续的片段，从不连贯。每晚临睡前，他尝试着为自己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回忆，能想起来的黄洋，都是小时候的样子。比如他反复想起黄洋高中时，他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给晨读的黄洋做早饭，到了六点半，他就喊黄洋吃饭。
2005年黄洋离家到上海上大学，和家里基本保持着一周一次的通话频率，多数也是杨母亲国华在跟儿子唠叨。大学的医学课程，父亲听不懂，儿子也懒得说，默契地避而不谈。彼此间只剩下偶尔问几句生活和身体，“我们知道他时间忙，通话时间长了他也要忙他的事情，都是精简的几句话问了，听了就比较安慰了，他报喜不报忧。”妈妈回忆说。
大概脱离了小城去往大城市，独自求学的男孩子都是这样，黄、林二人都不曾与自己父亲认真交谈，父子间的话题也越来越少。
每年寒假回家，黄洋在家待着的时候也不多，走亲访友，还有两天陪杨国华上街兜兜。少了学习情况这个话题，黄国强和黄洋更没什么可聊的，父子俩坐在24寸电视机前，有一搭没一搭点评着电视节目。除此之外，好像所有的话，黄洋和母亲都说完了。
杨国华独享了太多关于黄洋的记忆，黄国强却无从参与。杨国华在怀孕时候因为备好了许多女孩的衣服，儿时的黄洋常被打扮成姑娘的模样。现在，黄国强只记得那时的黄洋“衣裳都挺鲜艳”的，具体什么模样，要看照片才能想起来。可他“现在也不大去看相片了，看了就伤心”。杨国华则不是，她拉着记者一张张地翻看黄洋小时候的照片，絮叨那些往事。看着说着，她再次哭起来，气喘得厉害，就去拿速效救心丸。
每天早晨傍晚，黄国强和杨国华都要在荣县散步。但现在散步，他们都找清净的小路走，比如山上的水库。荣县很小，走几步就是熟人，他们怕被问起：“黄洋的案子结了么？凶手被惩罚了么？”之后，对方往往忍不住还要感慨一句，“多好的孩子啊！”
如今，黄国强和杨国华尽量避开有关黄洋的话题，一旦挑起，常以“他在美国读书”收尾。美国在哪里？黄国强并不知道，但他心里觉得一旦去了这个富强的大洋彼岸，就很难见面，黄洋也会忙得没什么时间通电话。大概就像现在这样，杳无音讯。
悲剧之后才有机会了解
林尊耀和黄国强同岁。明年就到了“六十耳顺”之年。“耳顺”的意思听得进不同的意见，或清楚理解所听之言。
即使他们关于儿子的记忆简陋单薄，但父子间天然的血脉相连使俩人都笃定相信，并一遍又一遍对自己和外人强调：“我是最了解我儿子的，他从不与人结怨。”
却是这场悲剧，给了父母一个更多地揣摩、了解成年后身在异乡儿子的机会。
黄国强后悔，杨国华愧疚，可分居两地的日子无法重来。“教育子女一定不要两地分居。”黄国强忍不住叮嘱来探访他们的人，“有母爱没父爱。”那时，他虽然知道儿子有话不愿对他说，但黄国强以为那不重要，他依旧了解自己儿子，不了解的不过是大学的学习内容，直至意外发生。
在黄洋宿舍里，杨国华一边整理衣物一边哭，她看着黄洋把“鞋子一双双洗干净放在鞋盒里，都扣上，衣服有两套西装。西装挂得笔挺整齐，领带都挂在上面。哪有男孩子弄得这么好的。”她发现儿子比他们记忆中的更优秀懂事。
杨国华把黄洋的一些衣物打包带回了家，“留个纪念”，也是多年简朴生活的本能，“洋洋的衣服都是棉的，都挺好的。”
这些衣服现在被黄国强穿在身上，从夏到冬天，印着星际宝贝的白色T恤、黑色运动裤、水磨牛仔裤、棉衬衣、灰色运动鞋或者红白运动鞋“黄洋个子没我高，也没我胖。”他回忆说。“不对，”妻子在一旁纠正，“他上大学又长高了一厘米，你们差不多。”
黄国强现在用的手机也是黄洋生前的，他没有删除里面的通讯录，还时常翻看黄洋微信里朋友圈的更新，也接管了黄洋的微博账号。这次事件之后，黄国强认识了不少黄洋的同学，他们都对这对夫妇尽力施以援手。黄国强和他们聊天时，一定会问两个问题：黄洋在学校是怎样的人？黄洋和你们的关系如何？
如父母亲想象和期望的，同学们向他们描述了一个积极向上的、乐观、开朗、勤奋、聪明、友善的黄洋，这些赞扬后还附带了一个个具体的故事。可黄国强了解得越多，他想知道的就更多：“很多事都没摆(说)啊，像大二有一次，(他们说他)吃饭都成问题，没有钱了。可我们每次问他有没有钱，他都说有钱唉，这些都是听他同学讲的。”黄国强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他发觉自己离儿子近了一些，“可这些了解有什么用啊！”他摆摆手，不愿多谈，“平时他好多都不怎么跟我们说的。现在听到，听到心里面挺难过的。”
在上海陪伴黄洋父母的同学们，总找些新话题与黄洋父母聊。好几个学生物或医学的同学研究生毕业后都进入了公司工作。“读了这么多年不行医不可惜么？”父亲问。“不可惜啊，公司也挺好的。”
黄洋原打算硕士毕业后也是入职上海的商业公司，但父母希望黄洋毕业后回四川行医，分担家中压力。“他为了我们父母两个，把他自己的打算、把他的奋斗目标都舍弃了，就不去朝这方面奋斗了，都考虑我们的事情。”黄国强觉得内疚。黄洋面对行医可能带来的压力，以及自己对商业的喜爱，内心的纠结，在此之前父母并不知道，只欣喜获悉黄洋在直升博士的考试中获得第一，并愿意回川从医。
“听到同学说这个我们都挺难过的。每次问他的时候，他都不讲他心里面的困惑的，也都不知道他想家里面想得那么深。”黄国强说。
那些过去他所不知道的，在这一年半里，一个个被他人的叙述填满。但黄国强最想知道一个问题的答案，是他自己填进的：黄洋与他人相处友善，大家都喜爱他，为什么会遭人投毒？
若是找不出为什么，“洋洋就是冤死的了。”
林尊耀也想要知道“为什么”，却始终是无从得知。更没有人告诉林尊耀，离家11年的林森浩经历了什么，成年后的林森浩是什么样。去年4月份在上海时，林尊耀接触到一些林森浩的同学师长，但他们没有过多谈论林森浩，只是“说些安慰的话”。他们突然和林森浩变得陌生了，都极力避免谈及林森浩。林尊耀那些未知的疑惑，亦无法从外人口中填补。
对林森浩最为全面细致的分析和描述，来自媒体的报道，报道中描述林森浩的性格具有光明和灰暗的两面，这个离家少年“故乡沦落为异乡，甩不脱异乡的林，逐渐用‘闷骚’来定义自己，他引用书本上看到的段落来解释这个词：‘生活使其有太多的郁闷，而生活本身及其自身习性却又阻止了其正常呐喊出来，于是，不正常的发泄就出来了，这就是所谓的闷骚。’”
事实上，林森浩在中山大学的五年过得并不愉快，所以他选择逃离广州，北上复旦大学，是因为“本科时不快乐，虽然也有好朋友，但周围人情味太少。在复旦两年多，很顺利，和周围的人关系不错。”林森浩曾对媒体说。
这个高中时期的优等生光环，在全国一流的大学里逐渐丢失了保护色。林森浩五年生活中的很大一部分都集中在了网络上，在中山大学的“博济论坛”上，他用一个账号总共发表了458个主题、13777个帖子，他在其中倾泻来自人际交往的挫败感，特别是与异性交往的不顺。2008年的冬天，他概括自己：“有谁会喜欢我这个人？丑男第一、手无缚鸡之力、木讷、迂腐、时代的落伍者。”这些自卑、挫败感夹杂着骄傲的内心，网络上的林森浩，为自己塑造了沉默、冷感的外壳，他的本科同学，也很少窥见他内心的虚弱。
但林尊耀不接受那些通过林森浩网络言行做出的性格分析，他斥责这是别有用心的断章取义。即使林森浩曾意识到自己的心态问题，并曾坦言，“我本身也是这种人，也给过很多人不舒服的感觉。”
林尊耀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去年2月，林森浩母亲因心脏病病危住院，林森浩从上海连夜赶回广州，全家人只有林森浩没哭，只是“呆呆地看在那里，淡淡说了一句‘唉，一辈子都要服药了’，脸色表情里都看不出来痛苦。”离开时，林森浩把攒起来的打工和奖学金两万块全部留给了母亲，“想都想不明白这个孩子。(回去时，)他坐车到厦门，到厦门买火车票买站票，一路站回了上海。”林尊耀知道儿子为母亲心痛，只是表达不出来。
“他这个人是很有同情心，很善良的。”林尊耀痛恨媒体形容自己的儿子冷血又无情。可他听说到所有关于林森浩的正面描述，除了广为媒体引的“林森浩在汶川地震捐了八百元”，就是他早知道的林森浩本科时期的几次献血。
能够叙述林森浩善良的人似乎不多。
林森浩从小学到高中的同村发小林鑫源，有着比林森浩更为内敛的性格，他坚持相信林森浩是个善良的人，可他的记忆也无法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分享，“就是这么多年的感觉。”
直至一审时听到林森浩当庭承认投毒，并在二审辩护律师唐志坚的反复解释下，他才逐渐相信投毒这一行为是确实存在。但对于故意杀人，林尊耀说“到死也不会相信。”
一审宣判了死刑，媒体形容林森浩表情“漠然”。他为儿子辩解说，是因为震惊到呆滞。林森浩后来接受采访时，也解释自己听到死刑时那一刻的表情，是因为尚未“反应过来”，他说自己的性格是“一不安，我的脸就一副冷冰冰的样子”。整个庭审过程，他都没敢回头看一眼林尊耀。
这一年多来，林尊耀瘦到颧骨如刀削，有时候他会哭，一边捶打自己的胸膛，一边自言自语：“养了这样的孽子，不如给车撞死了，一下子就过去了最苦的是老婆，收破烂，养他读书，读了这么多书，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更多的时候，林尊耀在反复咀嚼林森浩捐款、献血、孝顺母亲的故事。“他长这么大，他的性格为人，我作为他父亲我非常了解。”
黄国强亦是如此，他相信自己绝对了解黄洋的性格为人，他不能让黄洋冤死，他想要找到答案。
父亲的疑惑
林森浩“开愚人节玩笑”的供述让黄国强愤慨，这个理由太轻薄，实在不把自己儿子的命当一回事。
对于外界猜测的原因：两人因生活琐事，比如是否要分担饮水机费用而结怨；或者黄洋平时总喜欢和林森浩开玩笑，言辞苛刻招致怨恨，黄国强也激烈地否认。即使他心里明白这不会是空穴来风，却仍试图解释，“我们平时也跟黄洋说过，你爱开玩笑可以的，但是也要注意玩笑的对象，有些人开不起玩笑，你就不要跟他开玩笑。黄洋说知道的。如果他知道林森浩开不起玩笑，他就不会开玩笑。”
在一审宣判后这一年，他逐渐思考出了唯一的解释：“只有是嫉妒，嫉妒才会生恨。”多年来，只要中午得空，黄国强就要看《今日说法》栏目，这是一档每期讲述一个案件的普法栏目。“嫉妒生恨有很多例子，很多刑事案都是这样的。”他越说越激动，这些是他这一年来夜夜所思的结果。
黄国强听同学说林森浩与导师关系不和，推测林森浩其实也想读博士，但是因没有导师接收，只好出去工作。他又看到有报道说林森浩找的工作并不理想，感觉一定是黄洋读博一事的顺利，招来了林森浩的妒意。
“他的作案动机是嫉妒生恨，如果是其他矛盾，我们黄洋会主动避让的，会主动搬出寝室的。”黄国强一一驳斥其他可能的动机，“他那么狠毒，怎么可能是开玩笑。”事实上，一旦“开玩笑”的动机被接受，林森浩便不是主观故意杀人，就不大可能再采用死刑的量刑方式。
林森浩在二审时，否认了这些猜测：自己并不嫉妒黄洋；考虑自己家庭的经济状况，主动选择的不读博；若是读博，一位孟姓教授已表示愿意接收。律师还称林森浩成绩更好，曾获国家奖学金，发表八篇核心论文。
黄国强认为，“这都是狡辩。”
但不管如何强调林森浩的失意与黄洋的得意，“嫉妒生恨”的说法依旧不足以让黄国强自己信服，“还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依然困惑，分属不同专业的黄洋和林森浩并未曾产生过直接竞争关系，“你没有必要把人致死啊！你不要嫉妒我黄洋嘛，造成这个问题，也不是我黄洋给你造成的！”
黄国强觉得林森浩太“狠毒”，“如果他不狠毒他就不会用剧毒药品给我儿子下毒，如果他不狠毒就不会用这么大的量毒死我们黄洋。如果他不狠毒，就不会几次去看黄洋都不主动坦白说出来。”检方也指证，他隐而不报，行为恶劣。
二审中，林森浩被检方提问为何不坦白时，他的解释是，因为懦弱、害怕，自己一直在逃避自首，否则“书都白念了”。
二审庭审中，林森浩、黄国强、林尊耀和辩护律师，罕见一致观点是：黄洋和林森浩二人并无不和，也无“生活琐事结怨”一说。检方以“因生活琐事与黄洋关系不和，心存不满”归为林森浩的动机，在两次庭审中都遭到林森浩本人否认。可二审中，检方依旧不支持林森浩作案动机只为“恶作剧”的说法。
二审辩护律师要求以“故意伤人”或“过失致死”对林森浩定罪。
“开玩笑”的说辞林尊耀也无法完全接受，他不能将自己印象中的儿子与这种行为联系在一起。
“他不是这种人啊，我总是想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件事情。”林尊耀期待二审改判后，自己能去监狱里亲口问林森浩“为什么？”“为什么你会鬼使神差的，没想清楚后果就做了？”
道歉
二审辩护律师用“更像他的父亲”来形容林森浩。
林尊耀性格执拗，林森浩也继承了这个特点。二审前公布的林森浩亲笔道歉信中，仍提到是“开玩笑”。这被黄国强视作没有悔改之心，“一直在为自己狡辩。信的口气也不像是他本人的，有点像是律师的口气。”
“林森浩并不是没有道歉，他不是冷血杀手。他只是不善于表达，没有激烈的肌肉行动上的表现。很明显，4月18日的时候(此前当庭播放了当天的审讯视频)他长时间哭泣过，那时候他还不知道黄洋已死。等到黄洋死后，他整个人已经空白了。还要如何表现悔意呢？他只是不会跪在地上哭泣而已，他更像他的父亲。”辩方律师为林森浩辩解。
在黄国强看来，林森浩错过了几次可以说出真相的机会。林尊耀也错过了一些可以道歉的机会。但他并未期待林家的道歉，他只要法院公正的判决。
在二审前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黄国强说怨恨只针对林森浩，“我不怨恨他的家人。”
但除了两条短信，在一审后的3个多月间，林尊耀没有试图找黄家道歉，也错失了获得谅解的最后机会。
案发至今的六百余天里，黄国强和林尊耀只在上海浦东新区塘桥的一个小宾馆见过一面。
今年2月18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林森浩死刑。三天后， 由某都市报记者引路，林尊耀和弟弟林尊荣前往黄国强夫妇居住的小宾馆道歉。
这一次短暂的会面以“被骚扰”报警而结束，林尊耀曾试图以拍肩的方式表达安慰，被黄国强挡开。如此反复，一方哀求，一方推离。林家人让黄家人想到黄洋临死和死后的模样，“黄洋在医院浑身都插满管子，还有死后的那个样子，我们黄洋太惨了。”除了恨，黄国强没有其他的情绪。
林尊耀的来访，被他视作“一个没有诚意、作秀式的道歉。”而对方表示的“不该开这个玩笑”，“玩笑”二字更加戳伤了黄家人。黄国强对记者随行更感到愤怒，“庭审前不来，判决前不来，直到判了死刑才来，就是为了给他儿子保命。”
而林尊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想去找黄洋父母沟通的念头，是被一审时的辩护律师吓跑的。一审律师驳斥他：“你拿什么去找他？你现在没有一两百万拿到他那边去，他发起性子来打你你都不敢还手。”林尊耀不怕被打，也一定不还手，但“百万”，吓到了他。
随着网友们持续不断的对案件推理，林尊耀的疑惑开始增多：黄洋到底喝下了多少饮用机内的水？林森浩究竟投了多少毒品？黄洋是否是因为自己的身体机能诱发了死亡？他开始期盼二审会出现转机，道歉的想法也逐渐被搁置。
另一方面，林尊耀依然不知道林森浩投毒是不是导致黄洋死亡的全部原因——事实上他自己的答案是否定的，这也是二审控辩双方的主要争议点。他不愿背负不属于他的罪孽。
所以，林尊耀对那次前往的原因含糊其辞，他不肯说这全是为了道歉，总要补充解释一下他是去安慰黄家人，对他们也很同情。“黄洋是我孩子同校同寝室的，我会同情他。但是道歉这个，我最担心的就是我孩子是不是全部责任这个问题。”林尊耀谨慎地表达自己的歉意，且一定要补上一句是“玩笑酿成大错”。他怕歉意太多，就意味着承认儿子需要承担杀死黄洋的全部罪责。
他安慰黄家父母“节哀”，也请求他们原谅，黄家对此心生凉意。
这是黄国强和林尊耀唯一的接触。之后林家兄弟二人曾去自贡荣县两次，但当时黄国强夫妇都住在乡下，寻而不得。
林尊耀逐渐戒了烟，抽烟有经济负重。这个夏天，他曾经借了十几万希望赔偿黄家，遭到黄家拒绝。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问黄国强：“如果林家早点来道歉，你们会不会心里好受些？”黄国强不置可否，沉默着没有回答。
“如果当初事实清晰，就是林森浩的全部责任呢，你会不会坚持去道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同样问林尊耀。“假如当时是什么事情都弄明白了。假如黄洋真正是我儿子毒死的，那我肯定没有其他犹豫了，没有疑虑了，那肯定为黄家做什么都应该的我也很难表达，我不懂该怎么做。”
二审后，林尊耀姗姗来迟的道歉，既有律师的引导，也有他对事实的等待。
二审结束的次日，林森浩父亲林尊耀开始陆续接受媒体采访，所有的采访都在二审辩护律师唐志坚律所的会议室，围着一个巨大的椭圆形会议桌进行。林尊耀一般坐在中间，记者隔着近一米远发问，律师坐在一边。
相比二审之前对记者的恐慌、躲闪和拒绝，林尊耀面对媒体开放、友善了一些，但依然唯唯诺诺，不时冒出那句“自己表达能力不好，不知怎么说”。他觉得二审的媒体报道客观了许多，至少没有一个个都在刻画“我儿子冷酷无情”。
林尊耀一直是个很倔的人，他说自己“很讲道理”，林森浩说他“有点要面子”。在工厂做技术工时，他会和领导据理力争。看到邻居吵架，他会站出来做个判事官。他处处蹑手蹑脚，心里紧绷着，担心一不留神，就做错了。
他不再谈“不相信儿子会故意杀人”的话了，而是重重叹口气，那好像要排出浓重的压力，他说“孩子错了。”律师嘱咐他，二审前不能再说那些固执的话了，“会刺激黄洋父母，就说孩子错了吧。”
二审后，林森浩将此前的多封家书复印件交给了辩护律师，律师就家书转交事宜征求林尊耀的意见，“家书就不用再看了。”林尊耀称二审后心情复杂。
案发至今，林森浩多次向自己的父母和黄洋父母道歉。“你会原谅林森浩么？”《中国新闻周刊》问林尊耀。
林尊耀一下哭出来，就好像个孩子，一边哭一边揉眼睛。记者再问，他依然沉默不语。相比夏天见到他时，他看起来疲惫了许多，那些固执的脾气好像都被六百多天的日子拖没了。
二审从早上10点至深夜23点33分结束，林森浩的低泣成为法庭上不时会出现的背景音，他的最后陈述简单而悲怆，甚至有难得的温情：“对于结局，我不敢有所奢望。如果我侥幸还有机会，我将在后面的日子里竭尽全力地补偿你们，服侍你们终老；如果我还是走了，那也只是我的报应，希望你们能从丧子之痛的阴影中走出，好好地活着。”
随着二审的结束，媒体关注度已远不如一审时持续的那么久。二审结束后的三天里，只有两三位记者去找黄、林两家；一审时曾有一个个网友打来电话，对两家父母安慰或者鼓励，此时也销声匿迹。
“除了林森浩，若干年后，还有谁会记起这两家的父母？”辩护律师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原标题：一场审判 两个父亲——复旦投毒案背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