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有鲁提辖三拳打死镇关西，今有郑潮军一棍敲倒侯村霸。
然而不同的是，避入佛门的鲁智深成了梁山好汉，除掉村霸的郑潮军被因故意杀人罪被判8年。
7月13日新京报的一篇核心报道，讲述了一个意外死亡村长“南霸天”的故事。河北泊头市寺门村镇侯落鸭村村民侯志强，被镇干部和村民公认“南霸天”，平日专以敲诈勒索为生，其全部生涯几乎可以浓缩为“坐牢、
出狱、犯罪再坐牢”。当侯志强第十次上门敲诈养猪户郑立海一家时，被郑立海儿子郑潮军防卫中意外致死，郑潮军因故意杀人罪被判8年，今年6月10日，郑家拿着村民联名信，向省高院提请申诉，认为郑潮军实属正当防卫。
38岁的侯志强身高不到1米7，壮实，方脸，大眼，看上去白白净净，但嗓门很大，说话很横。一位村民告诉新京报记者，候的一生几乎是在监狱、出狱、犯罪再进监狱中度过。
2008年，因抢劫入狱服刑7年的侯志强，刚出狱一年，因和一位王姓村民在收割小麦时因谁先用联合收割机吵了起来，当晚率十几名壮汉袭击了这位村民的家，打伤十余人。这一战奠定了侯志强在村里的地位，成了无人敢惹的“村霸”。
没过多久，侯志强砍伤了村民王金刚。被砍者因帮助朋友解决经济纠纷，但侯志强“上来就砍，几乎把我左臂砍断了”。王金刚报了警，但警察根本找不到侯志强，拖了一年多之后，王金刚自己抓侯志强也无果而终。最后侯志强表示私了，他找小弟顶下了砍人的罪名，并给了王金刚10万块钱，让他不深究此事。随后，侯去自首。村民以为，侯志强这次一定会在监狱呆上个七八年，没想到由于变成从犯，他只获刑了半年。
在侯落鸭村，大家已习惯了这样一幕。侯经常殴打他不喜欢的村民。被打村民多数不报警，即便报警，警察也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后出现。有时侯被警方带走，但没多久就再次出现在村里。村民们猜测侯与警方有关系。
96位村民写的联名信显示，郑立海是外乡人。侯志强找了郑家10次麻烦，多数情况下是要钱，有些时候则是单纯为了泄愤。6月24日事发那天，侯志强来到郑家，用板凳砸碎郑家房子的玻璃，又扇了郑立海一个嘴巴，然后开始用铁锹和菜刀殴打郑立海。郑立海22岁的儿子郑潮军用铁棍打跑了除侯志强以外的三名男人。接下来，又用铁棍敲倒了侯志强，恶霸如此一命呜呼。
几个小时后，泊头市贴吧里出现了侯志强被打死的消息，主题是“恶霸之死”。
是非曲折，一目了然。在中国农村，相信这种村霸并不让人感到陌生，奇怪的是，这样一个人是如何成为“民主”选举的村主任呢？
据村民反应，2009年侯志强让多个手下，挨门叫村民来他在饭馆摆下的酒席喝酒，“很多村民都是被连拉带扯强行拽了过来，来了你就得选我，不选被我发现了就找你麻烦。”为了确保当上村长，侯志强还私自扣留了本应发到村民手里的选票，填上了自己名字后塞进了选票箱。镇干部的解释是，侯志强得票很高是实情，“这也代表了村民的呼声嘛，得人心。”
河南商报认为这反映了农村权力流氓化、村民自治被架空的事实。在一些农村，集体权力基本上被家族势力控制，而民主竞选比拼的是比谁的拳头硬，比谁更有钱、有势。
事实上，像侯志强这样的“恶人村官”在基层并不少见，能够独霸一方不只是个体的性情因素，更是保护伞的纵容。
由于中国农村缺乏选举传统以及素养不足，导致村民选举很容易遭操控。新京报社论认为对村民选举有指导、监督的乡镇政府，有时不仅未尽到责任，甚至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
齐鲁晚报把强权治村描述的更加透彻，很多村官违法乱纪的行为背后，正是得益于他们与基层公权力机构形成的“小圈子”。在这个“圈子”里，弥漫着权力大于法律、人情大于法律的江湖气，公权力就很容易沦为欺压百姓的工具。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早在1998年就通过施行了，明确保障村民自治，由村民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既然有法可依，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公权旁落？为何广大村民在恶霸村官面前无能为力，甚至沦为砧板鱼肉？
北京青年报评论给出了合情合理的解释，古有“皇权不下乡”，由于乡村根据血缘的亲疏远近决定关系的好坏和权利的大小，在这个熟悉人的社会，法律几乎是用不上的，乡村秩序往往由民约、伦理维持。乡民解决争端常见的路径，首先必须考虑“情”，然后是“礼”，再次是“理”，最后才是“法”。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推进，不少乡村日渐凋敝，变得空心化。凡是稍有能力者大都移居城镇，这就给村霸垄断乡村事务以极大的便利。
“乡村空心化”一说得到多家媒体评论的认可。
山东商报认为，孕育了“村霸”的土壤乃是现代乡村之困的一个缩影：乡村青壮年与精英外出，乡村的资源输出减少导致治理的力度下降，甚至“农业税的取消，干部也很少来”。代表着固有的乡村治理模式已经过时或者说失去了根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新型的治理模式却又未能建立。人口空心化随之而来的乡村秩序坍塌正在加深，原有的乡村秩序正被某种灰色化的强权甚至是蛮力取代。处在如此断裂带中的乡村，必然陷入秩序的混乱之中。
如果说基层自治的难以建立与乡村青壮年与精英的流失有关，那么，基层政府对于乡村的“不闻不问”或治理迟钝，则直接对应的是一种乡村治理成本正在逐渐增加的现实困境。
山东商报认为根本的解决之道，唯有从根本扭转失衡的城乡资源配置格局，从公共服务与公共政策上向农村提供更大的倾斜，为村庄新秩序的建立供给涵养的资源。常识是，让村庄留得住人，方能实现自治，而有效的自治才能减少治理成本，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乡村秩序的内在更替与再造。
南都社论认为从基层政治治理乃至法治秩序的视角来看，“村民杀村长”的血案，更多是基层治理乏力，基层民主制度被虚置，以及司法救济长期无所作为、选择性救济的共同作用。
北青报评论认为基层政府“无利不起早”，村民得不到及时的法律救济，有多方面原因，不容忽视的一点是，一些乡镇政府没有动力介入，几年前国家免除了农民的“皇粮国税”，农民不用再交公粮，乡镇一级的政府无油水可捞，乡镇与村民关联度变得松弛甚至中断。
6月底，中组部印发通知，要求开展整治村、社区等基层干部违法违纪行为专项行动，特别要集中力量查处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案件。这样的查处行动值得期待，不但要查处涉黑涉恶的“恶人村官”，更要扳倒那些罩着他的“保护伞”，强化对基层干部权力的制度化管理，防止其在缺乏约束中不断匪化。
在乡村，能否真正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直接决定着乡村能否实现善治，更关乎我国9亿多农民的权利纯度。如果不解决村民自治权利救济渠道狭窄的困境，如果乡镇政府乃至更高级别的政府不及时主持公道，如果不捍卫法律公平，让法律成为村民的信仰，就难以实现村民善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