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从朱民的达沃斯手札中看清2019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文/朱民

　　朱民：在达沃斯听中国声音——2019达沃斯手札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世界经济论坛的中国声音越来越响亮。2019年1月22日至25日， 在瑞士达沃斯召开的2019年世界经济论坛上，包括王岐山副主席的国家代表团中，中国正式代表156人，为历届达沃斯之最。

　　一、王岐山副主席提出了七大基本原则

　　1月23日，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达沃斯年会上发表了题为“坚定信心，携手前行，共创未来”的致辞并回答现场提问。王岐山副主席的发言高屋建瓴，以史为鉴，振聋发聩。

　　王岐山副主席首先指出“中国模式”是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自然产物。中华文明5000多年来连绵不绝，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5000年历史大浪淘沙，却历久弥新。70年前，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从此，中华民族浴火重生，凤凰涅槃，进入新的发展机缘。

　　中华民族是开放包容，中国人相信“达己达人、天下为公、和而不同”。我们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也努力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时也在改革开放中谋求更大的动力和发展空间，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是与时俱进的民族。从创设政权到推进改革开放，我们逐步破除迷信，克服理想化和教条主义，坚持解放思想，求真务实，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践相结合。从革命转向改革，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被孤立封锁转向全面开放。近代的四、五代中国人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上下求索之路，在正确和错误经验和教训中，取得辉煌成绩，将一个积贫积弱生产力十分落后的农业大国建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

　　王岐山副主席接着不指名地批评一些国家未能处理好内政问题，公平和效率之间失衡加剧，资本和劳动之间收入分配差距加大，新技术和市场竞争的冲击，使部分地区产业衰落，导致了民众的不满。问题的内因和外因中，内因起决定作用。解决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必须对症下药，从内部结构改革着手。发展的不平衡要靠发展来解决，我们只能在做大蛋糕的过程中寻求更好的切分蛋糕的办法，决不能停下来就切蛋糕的办法进行无休无止的争执。诿过于他人也无助于问题解决。 

　　他指出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和分享的，反对“恃强凌弱、穷兵黩武、唯我独尊”。我们尊重其他民族，平等和公平待人。中国人民勤劳勇敢，努力刻苦。70年的成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别人的恩赐，而是中国人民用勤劳和汗水、智慧和勇气、改革和创新奋斗出来的。中国坚定不移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开放和国际合作。

　　对于本届会议的主题，王岐山副主席提出了七大基本原则：1）要守住全人类安全的底线，逐步探索建立相关规则和标准，同时为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推广和利用留下广阔空间。2）要平衡照顾各国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不能仅仅以发达国家、个别国家的安全、标准，要求全世界。3）要尊重各国主权，不搞技术霸权，不干涉他国内政，不从事、不纵容、不保护危害其他国家安全的技术活动。4）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技术管理模式、公共政策和平等参与全球技术治理体系的权利。5）要坚持多边主义，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广泛开展对话合作，构建和平安全、民主透明、包容普惠的技术规则体系和国际合作框架。6）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确保技术创新在法治轨道和公认的国际准则基础上运行，由人类主导、为人类服务、符合人类的价值观，防止新技术成为实施恐怖主义手段违法犯罪的温床，侵害个人权利的途径。7）要创建新的社会政策环境，促进社会繁荣稳定。既维护好创新主体的权利、利益，也为民众适应技术的快速进步提供相应的教育、培训，使技术进步和普通人的生活就业相结合，和维护环境生态相结合，和人类的长远利益相结合。

　　王岐山副主席的演讲赢得了世界舆论普遍和高度赞扬。彭博、路透、《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华盛顿邮报》、CNBC等世界主流媒体认为，王副主席的讲话进一步阐述和强化了习近平主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命题，是对全球化的有力辩护。

　　王岐山副主席在问答环节特别强调了中美关系合则两利、斗则俱损的现实情况，并在正逢中国经济数据发布之时表达了对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的信心。

　　二、达沃斯的中国主场

　　1月22日晚，国务院国资委与世界经济论坛在瑞士达沃斯联合举办了中外企业交流会，介绍中国企业改革发展情况，推动中外企业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把握第四次工业革命和全球化4.0带来的新机遇。国资委主任肖亚庆、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出席会议并致辞。这是国资委首次携手中央企业、民营企业和知名外国企业在国外举办交流活动，共有来自29家外国企业、11家中央企业、8家民营企业的60余位企业负责人参加。

　　国投集团董事长王会生、中化集团董事长宁高宁、复星集团CEO郭广昌、保利集团董事长徐念沙、中国建材公司董事长宋志平、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等国内企业家先后发言，介绍了对中国经济形势、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中外企业合作的看法。西门子总裁Joe Kaeser、波士顿咨询公司董事长Paul Burkner、爱德曼公司总裁Richard Edelman、嘉能可首席执行官Ivan Glasenberg、汇丰控股董事长Mark Tucker、标普集团首席执行官 Douglas Peterson等外国企业家和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施瓦布先后发言，介绍了与中国企业的合作情况，表达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高度赞赏和对中国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的热切期待。

　　这次活动是中央企业与民营企业联手合作邀请世界一流企业开展深度交流、务实合作的创新之举。与会外国知名企业负责人纷纷表示，此次交流会让他们感受到中国企业的市场化、现代化、国际化良好形象，希望继续与中国企业在更多领域拓展互利共赢合作，为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我参与组织并主持了这场活动，也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1月24日，第三届“一带一路达沃斯论坛”在达沃斯举办。此次会议由清华大学、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训练研究所四方共同主办，香港特别行政区商务与经济发展局协办。会议的主题是共建“一带一路”，共享经济全球化成果。我参与了活动的筹备工作，并主持了论坛开幕式，相比前两届论坛，本届论坛的层级更高、代表性更强、讨论更深入。

　　本次论坛邀请到了众多国内外嘉宾，包括保加利亚前总统罗森·普列夫内利耶夫，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理奥托尔巴耶夫，波黑前总理兹拉特科·拉古姆季亚，波兰前副总理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等前政要；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长奥尔加·阿尔加耶罗瓦，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达雷尔·雷京，印尼海洋事务统筹部部长鲁胡特·班查伊丹，沙特投资总局局长易卜拉欣，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吉人，日本株式会社国際協力銀行CEO前田匡史等国内外嘉宾，还有出席世界经济论坛的各方社会及媒体代表，共有100多人出席了会议。参会嘉宾覆盖了23个国家和四个国际组织，其中，企业界代表达到48%，表明“一带一路达沃斯论坛”在社会各界的影响力已经大大上升。

　　清华大学校长邱勇，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主任黄勇分别致辞，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5个小时的活动中，各方集中讨论了如何共建“一带一路”和共享全球化经济成果、如何搭建务实合作新平台、如何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和高水平开放等问题。参会嘉宾普遍认为，“一带一路”是一个合作共赢的平台，应该推动融合发展，实现共商共建共享。面对一些批评和质疑，必须积极回应，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一带一路”不仅要与发展中国家合作，也要拓展与发达国家的合作，多借鉴一些地区政府和企业的经验，不断提升区域协同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水平，为“一带一路”建设助力。

　　三、在达沃斯讲中国故事

　　在达沃斯的众多中国代表中，国资委主任肖亚庆、重庆市委副书记任学锋、广州市长温国辉、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国家能源局局长章建华等政府官员，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国投集团董事长王会生、中化集团董事长宁高宁、复星集团CEO郭广昌、保利集团董事长徐念沙、中国建材公司董事长宋志平、华为轮值总裁胡厚坤、弘毅投资董事长赵令欢，携程总裁孙洁等中国企业家，林毅夫、阎学通、马骏、朱宁等中国学者参加了多场论坛，并在不同场合就中国经济形势和政策、“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化、科技发展等议题发表了看法，并积极对外介绍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和改革开放新机遇。

　　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在“重新审视全球金融风险”研讨会上介绍了中国经济形势，认为尽管中国经济增速有所下滑，但中国有充分政策空间加以应对，债务问题总体可控。中国的确在经济管理上有不同的方式，但过去40年，中国却避免了重大金融危机，正是因为自上而下的风险管理机制以及央行的介入，使得风险不会在中国金融体系中蔓延，值得其他国家学习和借鉴。

　　国家能源局章建华局长在“能源战略展望”研讨会上介绍了中国节能减排取得的成绩，包括关闭小煤炭和小火电，北方进行煤改电以改善空气质量，煤炭使用量明显减少，石油天然气使用量增加，风电、水电、光伏和核电等清洁能源的使用量均创新高，清洁能源的废弃率创新低等成就。

　　在“全球化4.0：中国在未来全球商业中的角色”研讨会上，国资委主任肖亚庆、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宋志平和蒙牛集团总裁卢敏放指出，全球化4.0为中国企业提供宝贵的学习机会，在走向世界进行投资的过程中，中国企业将不断适应当地的文化和法律、适应全球秩序和国际化规则。全球化的趋势就是消除壁垒，中国正在加大对外开放力度，过去中国被世界要求开放市场，如今中国在号召全球开放市场，发达国家应为中国和中国企业提供公平的竞争机会。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在论坛上表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至今尚未完全复苏。同时，金融自由化、高科技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财富分配不均衡等问题，使得发达国家内部出现不满情绪，转而将全球化当作“替罪羊”。“逆全球化”不利于全球分工和资源配置，结果是每个人都蒙受其害。新一轮全球化可能会变成由新兴经济体来推动，中国深知全球化的益处，正持续主动开放市场。

　　四、世界热议中国发展和中国政策走向

　　会议多场专题讨论均涉及中国经济问题。代表们赞赏中国政府质量重于速度的增长新理念。与会代表普遍相信中国仍有足够的政策工具吸收中美贸易摩擦的冲击。中国应继续供给侧改革，扩大开放，引入竞争，释放长期经济增长潜力。瑞银主席Axel Weber 同样认为中国需要进一步引入竞争，沿着改革国有企业、改善国企与民企的竞争环境、引入国际竞争的步骤稳妥改进。

　　英国国际发展大臣Penny Mordaunt表示，中国正逐步实现经济发展的“质”与“量”，供应链结构的改变会深刻影响经济走势。渣打银行CEO Bill Winters表示，中国在开放资本市场以进行国际投资，同时在开放信用市场，从银行信用逐步转向以债券市场为代表证券市场。企业在投资中国时希望得到法律强有力的支持。

　　凯雷投资集团CEO Glenn Youngkin和IIF主席兼CEO Timothy Adam表示，中国经济的重心由出口逐步转向内需，目前的经济增速可持续性更强，所面临的结构性改革问题也是中美贸易摩擦的一部分。银行业的开放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中国的决策应更加倾向于商业和市场领域。目前全球在对进口商品做出调整以应对供应链结构的变化，21世纪的新资产是知识产权，是属于服务业的世纪，数据则是新世纪的石油。

　　经过5年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国际的重大议题，今年达沃斯论坛的几场“一带一路”讨论，场场爆满。

　　中国保利集团董事长徐念沙认为，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有着历史和发展上的深厚渊源，与当地国家接轨会比较容易，同时中国企业非常注意双方的债务和风控问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王永庆例举了帮助沿线国家建厂的一些实际事例，表示中国民营企业代表着市场经济的力量，虽然抗风险能力还有待提高，但有能力和意愿更积极地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在“构建绿色‘一带一路’，推动可持续发展”研讨会上，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教授马骏表示，未来几十年内全球大部分基础设施投资会在“一带一路”国家落地，加快推动在这些国家的绿色、低碳投资对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改善生态环境和强化全球发展的可持续性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马骏介绍，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者和主要参与者，中国主动提出要大力建设绿色“一带一路”，中国绿金委与伦敦金融城牵头起草并于2018年11月底在伦敦共同发布了“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GIP），目前正在组织多国大型金融机构和企业的签署工作。

　　基础设施投资通常被认为在金融和地缘政治上都是具有战略性的，有西方智库关注“一带一路”的战略内涵。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所长John Chipman认为“一带一路” 有三个战略目的，一是通过国内驱动在中南亚创造更多的增长，二是推动中国在新全球金融规则和秩序中成为领导者，三是重新平衡东南亚与中国西部的区域关系。也有人质疑中国从BRI中获益更多，更有观点认为中国蓄意但用BRI来控制东南亚的战略资产。

　　阿塞拜疆、格鲁吉亚、新加坡、巴基斯坦、保济利亚等国均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已经产生积极效果。全球性的互联互通首先就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要用长期眼光来看基础设施投资，一是要经济上可行，二是要有争端解决机制。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行长认为，摈弃“一带一路”问题的政治争议，欧亚地区需要高质量的投资，应以投资质量而非政治考量来评价投资项目。而世界银行负责基础设施、公私合营和担保的高级顾问Abha Joshi-Ghani则从发展的角度解读了BRI对缩小全球基础设施差距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基础建设差距不是金融差距，而是政府差距。缩小基建差距也需要私人部门的投入。

　　此外，部分代表关注“一带一路”对中国财政安全的影响，认为5G网络将把美中技术冲突直接带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当全球金融市场面临重大不确定性时，中国金融市场的规模，发展速度，和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引起与会金融业代表的高度关注和兴趣。

　　从全球看，美国金融市场已经居于周期的末端，未来下行趋势大于上行空间。虽然美国股市经历了20% 的下调，估值仍然高位，在经济增长下滑中，公司盈利可能下滑更快，金融市场不确定性很大。中国金融市场在周期的底部，上升趋势大于下调空间。中国增长在6% 以上的世界的高位，中产阶层财富不断积累。中国金融资产占全球金融资产配置远远低于中国GDP已占全球GDP的15%的比例，也远远低于和一般新兴市场金融资产配置占国际基金6-9%的配置比例。

　　最近中国债市和股市纳入国际市场指数，理论上有望引进 5000亿元人民币的资金入股市，1万亿元人民币资金入债市。 这些都使得中国金融市场成为2019年吸引全球投资著关注的市场。

　　我在2018年达沃斯论坛上提出，2018年会是直接资本流入中国大年。确实， 2018年全球FDI下降18%， 中国创下1420亿美元的新高。我也有信心认为，2019年会是金融资本流入中国的大年。

　　虽然大的背景利好，但国际资本是否会流入中国市场还要看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监管、透明度，会计标准和资金流动约束等具体市场约束。

　　我在会场遇到很多金融界的老朋友，不乏全球大基金的总裁，他们都关心中国近期宣布的一系列的金融改革和开放政策，特别是这些政策的落地。提出的问题都很具体，包括独资金融机构的设立，新产品开发的审批，业务执照的发放，清算系统和支付系统网络，衍生产品的市场和监管，跨境资金流动的效率，等等。   

　　会议期间，往往在会议室过道遇到一位熟人，站着聊，不一会儿就聚起一小群人。我深感今年国际金融投资者确实对中国金融市场关注。

　　五、科技发展的新风险：分裂和碎片化

　　本届年会以“全球化4.0：打造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全球架构”为主题，聚焦高速科技发展时代的全球治理。会场内到处布置最新的科技产品，最新科技演展示，小型的科技讨论通常挤得水泄不通。在浓浓的科技气氛中穿行，我深切体会到世界今天面临最大的挑战和机遇是科学技术的爆发性突破。科技革命正在更新和创新几乎所有的产品和服务，改变军事和国防，改变物质和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改变社会的组织架构、社会形态、文化和价值。最后，科技革命会改变人类本身。这次科技变化的速度是如此之快，规模是如此之宏大，系统是如此之复杂，远远超过历次之前的任何工业革命。

　　科技发展也带来风险，合规和监管，个人隐私，数字安全，网络攻击等。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与地缘政治议程负责人Aengus Collins报告2019年风险预期问卷调查中指出技术风险持续成为近三年的关注点。

　　华为集团轮值总裁胡厚崑在“数字经济的战略展望”研讨会上指出，2019年是技术大年，许多技术将达到引爆点，5G有着最大的市场。他介绍了华为在5G技术方面取得的成就，表示技术进步带来的价值将更多地从商业价值向社会价值转移，提升人民生活质量，数字经济的核心并不仅是追求经济增长，而且要保证增长是有包容性的，可持续的。根据GSMA预测，到2025年5G将应用到110个国家。仅华为已经在十多个国家安装了5G网络，今年新增20个国家，6月，5G智能手机上市。

　　在“管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数据”研讨会上，携程网CEO孙洁、京东数字科技CEO陈生强和美国NetHope公司CEO Lauren Woodman认为，利用大数据运算等技术可提升客户体验，提供个性化服务，降低服务交易成本，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增强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实现技术赋能、社会公平和普惠服务。企业在开展国际业务时应注重IT部门和法律部门的联动与合作，通过建立多层防火墙的方式降低数据泄露的风险。

　　在“建设可持续的虚拟货币架构”研讨会上，朱宁教授指出加密货币具有无限制、高效的特点，虽然不能替代法定货币，但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潮流，在资产配置和改善传统货币体系上有一定的价值。

　　新技术是机遇，也是风险和挑战，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也会带来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构，打破现有的经济、社会、国家乃至地区间的平衡，挑战旧的规则和秩序。国家内部的经济社会管理、全球经济实力都需做出相应调整。

　　我在本届会议感受到的最新的科技担忧，是代表们普遍担忧在美国的政治干预下，世界科技发展存在分裂、碎片化和巴尔干化的风险。代表们普遍担忧世界科技发展可能分裂为中国和非中国的两个阵营， 这个趋势正在展现，并可能在2019年加速。

　　科技民族主义的上升引起警觉。布鲁金斯学会主席John R Allen和哥伦比亚大学的高级研究员Avirile Haines讨论了有关科技民族主义相关的问题，科技民族主义是主要围绕如何定义科技民族主义，嘉宾们提到科技民族主义是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概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由大数据分析，超级计算技术发展而来，而这些技术可能更先在军事上、国家之间的竞争（商业上，防卫上）得到实现。因此涉及到全球安全问题，值得深入关注。John提到从军事角度讲，科技和人们理解如何使用科技之间需要达到一个平衡，如果两者处于不平衡状态则很有可能会出现冲突，现如今处在一个关键的拐点上。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生物技术会对21世纪带来巨大的影响，政府应该如何制定监管规则，如何来高效地利用科技来处理一些危险问题十分具有挑战性。

　　我在接受CNBC的采访中提出， 大家都关心中美贸易摩擦，我更担心中美会从贸易摩擦走向科技摩擦。2018年8月，美国国会通过《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扩大了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审查权限，将审查范围扩大到风险投资、非控股式战略投资等，并且CFIUS可以针对不同国家创设特殊待遇。与此同时，美国通过了《出口管制改革法案》（简称“ECRA法案”），将前沿技术纳入出口管制范畴。华为事件之后，硅谷的科技企业明显对接受中国投资犹豫和谨慎，中国资本在硅谷的投机明显下降。同时美国风险投资在投中国科技企业时也犹豫和谨慎，投资量同样下降。科技无国界，今天，知识在全球传播，思想在全球碰撞， 实验在全球合作， 应用在全球实施。这是一次更为深刻的全球化过程。科创投资是最无国界的，今天，硅谷很多科技企业有中国投资，中国很多科创企业也有美国资本。硅谷的优势是全世界的资金都在硅谷游荡，如果资金都分成两个阵营，这是对世界科技发展的最大人为阻挠。

　　我也担忧世界科技发展可能分裂为华为5G和非中国的5G两个系统。会议期间，传来一些西方国际抵制华为5G的消息，一些西方大的电讯公司取消或禁止采购华为的5G技术和产品。世界会有两个分裂和独立的未来科技基础设施吗？小国怎么办？这是对全球化的根本逆转。会议期间，我在走过会场时，不少会议代表在匆匆走过时，会停下来，简短表示同意我的担忧，还有一位朋友离开时扔下一句话，“这会是科技的冷战吗？”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IMF前副总裁）

责任编辑：张义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