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9月28日专电：

　　　　　参与八国联军的侵略及抢劫

　　鼓动镇压义和团运动当义和团从山东起事时，山东的传教士们向各自公使要求迫使清政府镇压义和团。美国传教士博亨利和明恩溥联名向各国公使提出一份备忘录，控告山东巡抚毓贤："他明知义和拳在本省存在，规模庞大，声势汹汹；也知这种结社完全违反王法，本朝历来悬为厉禁，却从未采取任何措施加以镇压……对于数月以来，席卷山东大部分的这个极端复杂的破坏性风暴，毓贤是负有责任的。……应当坚持毓贤革职，并将载明'永不叙用' 的上谕在《京报》z上发表……列强也当注意使这一处分贯彻到底。"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极力主张镇压义和团。1900年2月6日在上海《字林西报》上发表了他的新闻通讯，提到"除非很快地采取行动加以制止，这个声势浩大而危险的运动必将使每一个外国人从这个帝国驱逐出去。" 2月17日又在《字林西报》发表长篇介绍义和团的文章，结论是："应该坦白地告诉北京政府，单单讲好话的时期肯定是已经过去了，今后必须采取相应的行动。……整个中国，南起黄河，北到长城，甚至长城以北，都将暴动四起，烽火遍地，把外国人在内地所有的事业彻底摧毁，并且在不难预测的情况下，将每一个外国人从北京天津都驱逐出境。很久以来，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发生这种变乱的危险。除非现在就采取强硬的和一致的对策，变乱一定会发生，正象任何势必发生的事情一样。关心防止变乱的有关人士，必须采取相应的行动。"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在1900年到美国纽约、波士顿、华盛顿及纽约州等地发表演说，会见美国要人，请求美国干涉正在中国兴起的义和团运动。他在《留华四十五年》一书中回忆到，"1900年初我离开中国去出席纽约的普世宣教会议。……对于威胁着传教士和所有在华外国人的危险，我是那样深信不疑，所以我随身带着明恩溥的报告，准备提交大会的执行委员会。。。。。。我曾力请各差会总部采取联合行动，防止势将到来的危险。"5月5日，李提摩太应邀到美国波士顿"二十世纪俱乐部"演讲，他向会议报告了中国局势，"当他们感到形势严重，并看到受到威胁的不仅是传教工作，而是中国的最高利益和世界和平时，就立即决定要我去把问题向华盛顿政府提出来，并为我写了许多介绍信，使我能到议会和白宫的各个机构去联系。"李提摩太为美国出兵到处游说。

　　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叫嚣，"把势力伸展到中国的好机会到了，上帝不允许我们放过这个机会。"当1900年春天义和团运动从山东发展到直隶省境内时，法国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Pierre-Marie-Alphonse Favier)写信要求清政府进行镇压。他写道，"即是保安、安肃、安兴、新城、霸州等处拳匪日众，凶焰甚炽，眈眈虎视，……本主教目击如此情形，不得不为之太息流涕也，而乞阁下遇便代为奏明皇太后，设法救民教于水火之中也。"华外国传教士就是这样为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摇旗呐喊。

　　参与八国联军入侵为了镇压义和团运动，扩大对华侵略，英、美、法、德、俄、日、意、奥组成八国联军对我国发动了武装进攻。在向北京进军时，联军网罗了不少传教士充当向导、翻译、情报官等，在京的教会成了军事据点和堡垒。

　　当时在直隶一带的教堂里，几乎都有洋枪武装。据博恒理的《梅子明传》一书记载，在保定有一处教堂，有七十名教徒同义和团作战，"他们有很好的枪，而义和团没有枪，只有刀和矛，当义和团冲上来时，天主教就开枪打死他们。"教堂武装还不时勾结清军一起袭击义和团。

　　1900年6月初，义和团进入北京城，当时传教士在使馆集中了二千多教徒，天主教北堂集中了三千多。义和团一次又一次地向他们喊话，要他们放下武器，并将"敦促投降书"用箭射进去，要他们"出教堂投诚，必不杀尔等".但只有少数人从缺口围墙逃出，而大批教徒在传教士的裹胁下，在使馆区和北堂周围被利用来挖战壕，做防御工事，运送弹药，抬担架，烧饭，挑水，协同作战，以至充当间谍，化装潜出送情报，有不少教徒为此而死于非命。

　　明恩溥在其所著《中国在动乱中》写道，他于1900年6月8日率领一批美国人和中国教徒从通州进入北京城里，他们大约有70个美国人，六、七百个中国教徒，住进极其宽敞的孝顺胡同美以美会。6月9日，何尔上尉率领的陆战队来担负保卫任务。他们"把中国人编排起来，从事劳动，并给予军事操练，以及参与其他与大家有关的事务。整个教会范围，均由传教士和中国人巡逻；比较重要的岗位留给陆战队。""在美以美会所控制的长方形地区之内，有15到20户非基督徒家庭……我们奉武官和公使的命令告诉这些住户搬走了。胡同两头都设下了障碍栅，布置了严密的监视哨，……凡认为敌人可能越墙的地方都设了带剌的铁丝网。各院子的石板、瓦，都用来修了交叉的防御工事，防栅后挖了很深的战壕。……我们把那座砖瓦造成的大礼拜堂，改造成了一座堡垒，用木框和马口铁将门加固，窗子都用砖石堵塞，并留下枪眼。"美以美会的教会大院内6月9日就有了军事防卫组织，有总务委员会、防御工事委员会、食物供应委员会、卫生委员会、统率有武装的中国人的委员会、消防委员会，此外，还有一个由海军陆战队上尉负责的军事委员会。据《北华捷报》1900年9月26日报导："北京孝顺胡同的组织是使馆防卫组织的一个雏形。美以美会礼拜堂的防御工程是汇文书院的理科教员、传教士贾腓力在海军陆战队上尉指挥下建筑起来的。……围绕礼拜堂的四周有一条6至8英尺深的壕沟，沟的两边各设一道铁丝网。在这一点地方有一道很高的砖石混合墙。凡看见过的人，都认为这所礼拜堂是一座真正的堡垒。" 有的传教士还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侵略军的行动。任美军情报官的天津卫理公会传教士宝复礼(Frederick Brown)是穿军装的八国联军的情报官，还有委任状，写有"宝复礼牧师编入本军，隶属情报处"的字样。他引导联军进攻北京，"8月12日，参谋长巴鲁将军把我叫去……给我看一封从窦纳乐来的急件……内容是指示攻入北京城的最适宜地点，并附有一份计划……我看过之后，就对将军说，' 我很抱歉，我不能同意窦纳乐爵士的意见。'我认为他要我们从永定门打进城里的建议是错误的。首先，这样做，要使英军多走三哩多路，这将是浪费时间。其次，永定门要比东南城沙窝门坚固得多。我建议从沙窝门(今广渠门)打进城去。我的建议被采纳了。"由于宝复礼的计谋，英军顺利地攻进北京城。联军总司令赞赏他说："我非常感谢你，我在这次进军中得到你的帮助。你对中国的知识是最有用的。"宝复礼还唆使中国青年教徒背叛国家，为联军作密探，"我们出发前五天，先派了两个基督徒学生去作侦察。……青年侦察员们四面了望，将炮的大小和数目都记下来。……他们一向我报到，我就带他们到司令部去，那里有芮达上尉所领导的印度绘测处，把他们的情报都记在地图上。"他们还审俘虏。"这时我们已捕获了不少俘虏。有些是正规军，有些是穿制服的拳匪……凡敢于逃跑的就立即枪杀……我的一部分任务就是审问俘虏，把所得的情报汇报给情报处。"传教士们以高价诱使教徒为他们从被围的使馆向外面侵略军送信。克特曼在《被围在北京城内》一书中说，"他若能带着信件安全通过敌人的防线就赏给他一千两银子。我们打发了无数的信差从水关或是越过城墙出去，但是未曾有一个回来。毫无疑问，他们是被捕获而遭杀害了。"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李佳白(Gilbert Reid)在联军镇压义和团时充当侵略军的翻译。在义和团包围使馆时，丁韪良搬进了英国公使大院，领了毛瑟枪，参与巡逻和枪杀义和团。明恩溥也借华北公理会举行年会之时，跑到北京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与丁韪良等一起荷枪实弹地镇压义和团。

　　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西什库法国天主教总堂主教)樊国梁(Pierre-Marie-Alphonse Favier)在给巴黎遣使会总院白登卜的报告中说："我们在京城有一所中法学堂，为法国远征军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译官，其中有八名是精通中国话的传教士，被最高将领委任为连队长……这是为了提供给军队将领们所需要的情报，这些情报对他们来说是很有用处的，他们都受到将军们的感谢和致意。在此我还要向你报告，我手中已掌握义和团头目的全部名单，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逃遁的去处。"法国远征军伏依龙军团司令福里在给天主教北京教区副主教林懋德的信中说，"自从联军开到直隶境之后，你非常乐意派遣传教士们以随军司铎身份加入军队，我们对他们在各方面无不尽量照顾。……他们离开自己传教的职务，在各种情况下，特别是在作战期间为军队服务的热情和诚意，是值得我们十分感激的。"参与八国联军抢掠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一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一个当时在北京的中国文人记载说，"城破之日，洋兵杀人无算。……街上尸骸枕籍，洋兵驱华人舁而埋之。畚锸既毕，即将舁尸之人尽行击死亦埋坑中。"英国记者辛普生也记载他目击的情况，"法国步兵之前队路遇中国人一团，其内拳匪、兵丁、平民相与搀杂，匆遽逃生。法国兵以机关枪向之，逼至一不通之小巷机关枪即轰击于陷阱之中，约击十分钟或十五分钟，直至不留一人而后已。"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时，首先绕道圆明园，抢夺园内的金银财宝，并劫走所有能搬动的珍贵文物。当侵略军进入北京后，就象一群强盗在被他们打开的宝库面前一样。整个北京城，包括城市中心的皇宫和城外的颐和园都遭到了洗劫。除了军官和士兵外，传教士也参加了掠夺。当时法国报纸记载一个回国士兵的回忆说，"我们奉命在城中为所欲为三天，爱杀就杀，爱拿就拿，……教士们做我们的向导。"明恩溥在《中国在动乱中》记述，"为了未雨绸缪就到东交民巷的中国商店去，见到有用的东西就拿，特别是食品之类……通过这种捷足先登的办法，弄到不少原来无处可找，最后成为无价之宝的东西。"以天主教北京主教樊国梁为首的传教士们，在法国公使的同意下，不但自己参与抢劫，还下令教徒抢劫，从8月16日开始，连续抢劫了八天。樊在同巴黎时报记者谈话中也承认"我应该不应该下令抢劫呢？我于是去会见法国公使，……公使认为这个请求是合理的，就立刻准我所请。"后来樊自己报称的抢劫数字是"二十万三千零四十七两又五十文".但据美国《纽约先驱报》1901年1月9 日报道称，樊仅在一处王府家里就抢去财物珍宝约值一百万两银子。

　　攻克北京后，美以美会的传教士刘海澜占了清宗室英宅府院、太山行宫、真武庙和关帝庙等。还强买附近民房，使九百多户搬迁。卫理公会教区长李瑞禾牧师的回忆录遗稿中说，"名义上说是买，每间房只给五两银子，卖也得卖，不卖也得卖，管你有地方住没地方住，勒令腾房。" 圣公会、公理会等教会机构的传教士们，也都在这次浩劫中趁机大发其财。

　　一个英国随军记者亨泰在他的《随军进京记》中写道，"传教士对于掠夺财物非常活跃他们把大部分拍卖出去并且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说，他们所得的钱将作为重建教堂及差会住宅之用。"丁韪良在《北京使馆被围记》中说，" 我听说在内城京师大学堂附近有一家粮店。我们到那里去发现有相当数量的小麦、玉米和其他粮食。于是我们把这些粮食搬装到好几辆骡车上。我们运走的粮食不少于二百蒲式耳。""美国公理会在一处王府驻扎，都春圃牧师发现该处和附近一带房屋里有大量的皮货、绸缎和其他值钱的东西。他向军队和使馆做了广告，把这些物品拿出来公开拍卖……另一个雷思德牧师……买了四大箱皮货拟拿到纽约去转售，为的是要帮助受难的教徒。""关于外间控告传教士的掠夺罪行就说这么多！我很高兴在他们所蒙受的谴责中一同有份，并且承认自己与他们同样有罪，虽然我留着为自己用的只有一条山羊皮地毯。"对于八国联军的暴行，由于传教士们自己参与其中，所以不但没有谴责，而且还大力支持。美国传教士卜舫济在他所著《中国的暴乱》一书中写道，"必须一劳永逸地使中国彻底屈服。……中国也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使它永远不致再犯同样的错误。……凡发生过排外暴动的地方，讨伐军都应该深入进去，所有罪犯，都应当因为他们的野蛮残暴行为，受到应得的处罚。"传教士丁韪良说："假若让这座城(北京)被抢光、烧光也是应得的惩罚。"传教士仁慈的虚假面目背后的残忍暴露无遗。

　　镇压义和团的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Alfred von Waldersee)在他的《拳乱笔记》中说，"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他论到传教士时说，"关于英美传教事业，余实不能详细批评，但余却深信……美国方面，常有一种巨大错误……即委任之牧师，往往其人德性方面既不相称，职务方面亦未经训练，此类常以服务教会为纯粹面包问题，凡认为可以赚钱之业务，无不兼营并进。……余更熟知许多牧师，兼作他项营业(如买卖土地、投机事业)，实与所任职务全不相称，此所以牧师地位因为之降低。……彼辈之所以被人搜捕者，其原因由于牧师者甚少，由于外国人关系者实多。中国人对于宗教一事通常极能相容。"传教士之贪婪、丑陋形象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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