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仲方

　　我不如地狱 谁入地狱

　　中央为青海“二·二三”事件定了案，在青海省昨天受打击的“‘八一八’造反派”又成了革命派，同“‘八一八’造反派”对立的那一派成了反革命派。全省风云骤变，杀气腾腾，在“二·二三”事件中死亡者的亲属、受伤的“红卫兵”，在西宁掀起了“以血还血”的白色恐怖，到处抓捕与“二·二三”事件有关的人，见到这些人，不问青红皂白就拳打脚踢。

　　我虽然与“二·二三”事件无关，但是“造反派”不会放过我，何况又有林彪亲自点名，更大的灾难已迫在眼前，随时可能被抓。我和洛明也做好准备，把铺盖和换洗衣服、洗漱用具捆好。我们互相勉励；洛明嘱咐我，不管遇到多大磨难，都要坚持住。我嘱咐洛明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老人和孩子。我把一点积蓄、手表、钢笔交给她，历年的日记、笔记都拜托她设法保存。一切都安排妥当，反而轻松了。照样到大院里，甚至上街去看看动静。一位关心我的同志看见我大吃一惊，悄悄告诉我，军管会已决定逮捕你，并告诉我一定要挺得住。临别时，曹毓五同志还紧紧抓着我的手说：活着就是胜利。

　　果然，1967年3月27日夜间，刚过零点，有人敲门。洛明去开了房门，省公安厅两位干部进门就拿出拘留证，宣布将我拘留。两人都是我熟悉的部下，一位是郝明新，一位是秦开华。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就在拘留证上签了我的名字。当他们拿出手铐，扣住我的双手时，我笑着对他们说：“怎么还来这一套。”他俩无言以对，只好帮助拿起铺盖，我自己端着脸盆，与洛明告别，上了门前的汽车。洛明在家，看着秦开华作例行的搜查，主要是查枪支，我保存的自卫手枪，在批斗开始时已交给保卫科。汽车在半夜里穿过寂静的西宁市大街，进入南滩看守所。

　　说起来真是笑话。这座看守所是我担任省委政法领导小组组长时，根据中央的指示参考北京秦城监狱图纸建造的，准备一旦打仗，就把北京秦城监狱关押的重要犯人转移到青海。因此，建筑规格比较高，开间较大，后墙有一排窗子，囚室内一个大的木板炕，有暖气、自来水、抽水马桶。在建造过程中，我亲自视察多次，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才建成使用，想不到我自己负责建的监狱，自己竟首先进来了。

　　郝明新是看守所的负责人，他把我领进一间囚室，铺开被褥，告诉我还需要什么东西可以让家里送来。我让他告诉史洛明放心，告诉她把家里旧的军大衣送来。他把铁门关好，上了锁，又把过道铁门上了锁。由此，我开始了长达五年多的牢狱生活。

　　囚室有电灯，但开关在门外，平时晚上也不开灯，我在黑暗的监房中沉思着。很奇怪，我进了监狱，听到两道铁门上锁的咣当声音，反而有了一些放心宽慰的感觉，耳中响起《白毛女》喜儿的歌声，“大鬼小鬼进不来”。在这里可以安心睡觉，用不着提心吊胆，被陌生人随时带走，也不知带到什么地方，会碰到什么情况，死了也无人知道。也用不着每天去应付大会小会的批斗。那种场合里，说骂就骂，说打就打，人身安全是一点也没有保障的。如今进了监狱，反倒觉得比在外面有安全感。

　　我惟一担心的是洛明一人在家里，我被关押的消息传开，她会受到巨大的压力，她眼前的日子怎么过呢？我托人给张文芳送了一封信，我们两家分住楼上楼下，离得很近，让他看在多年同事的分上，照顾史洛明。而张文芳不仅不予照顾，反把她扫地出门，幸亏有好心人帮助，找到一间房子把她安置下来。我被抓进监狱，史洛明立即回到公安部向谢富治求救，谢富治告诉她，关起来好，比在外面安全。对比眼前的大动乱，她也觉得只好如此，心情也不那么着急了。

　　第二天，我被叫出监房，按规定，作为囚犯，照了正面侧面的相，按了十个指印。这些工作人员都认识我，他们一个也不敢同我打招呼，紧张地办完就走了。

　　这座看守所是辐射形的，有四个胡同，胡同口有铁栅门锁着，每个胡同有八间监房。辐射中心是天井，围着天井有看守员室、问讯室、医务室、浴室。囚犯有事可以大声喊报告，看守员会开门看望。监房门上有小窗，外面可以看见里面，里面却看不到外面。

　　开始，我以为他们拘留我是暂时的，因为按规定拘留期不能超过七天。到了第七天，郝明新给我出示逮捕证，说我被逮捕了。我问他是谁决定逮捕我？他说是军管会。我说按中央规定，逮捕我这样一级的干部，必须有中央、毛主席批准，军管会是无权逮捕我的。我要求军管会立即释放我。不久，看守所也军管了，军管小组组长栾春芳，是军区某部团政委。我再次向他说明，他说逮捕你是林副主席点名的，青海省军管会无权决定释放你。我问为什么逮捕我？他说是因为同罗瑞卿问题有牵连。我又问，是罗瑞卿问题大还是我的问题大？他说当然罗瑞卿的问题比你大。我又问既然这样，那么，罗瑞卿没有被捕，为什么逮捕我？栾春芳只好说，逮捕你只是一种审查方式，你就耐心接受审查。我可以保证你的安全，可以要家属送生活用品给你，有事可直接找我。看来，这位组长还是通情达理的。既然是逮捕，我就只好耐心在监房住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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