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北京天安门》是一首承载着很多中国人童年记忆的歌曲，词曲作者却鲜为人知，词作者金果临当年只是一名13岁的小学生，曲作者金月苓只是一位19岁的玻璃厂青年女工……今儿咱聊聊回忆杀《我爱北京天安门》背后的故事……

　　“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短短28个字，却传唱了近半个世纪，成为几代人共有的童年记忆。但在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故事——歌词作者金果临当年只是一个13岁的小学生，曲作者金月苓也不过是一位19岁的青年女工……

　　灵光闪现

　　1969年的上海，仍处在“文革”的狂澜之中。

　　此时的金果临只有13岁，在上海市常德路第二小学读五年级。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变幻莫测，对他来说作为学校里的墙报委员，绘出心目中的天安门形象始终是件重要的工作。但因为外界运动的影响，学校里上课也是时断时续。得了空闲的金果临常自己在家画画、写作，陆续创作了不少儿童诗歌。

　　1969年11月29日，金果临写下了自己的第13首儿童诗歌，取名《金光照的全球红》：“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太阳升起金光照，金光照的全球红！”金果临回忆说：“创作的时候，其实很简单，就像是绘制墙报上的一幅画那样——北京天安门，上面是光芒万丈的太阳代表毛主席，还有葵花、红旗……”把这些元素组合起来，就有了这首诗的第一稿。其中的第一句“我爱北京天安门”，最初来源于当时英语课本中的两句内容：“I love Peking.I love Tianan-men。（我爱北京，我爱天安门）。”金果临巧妙地将之组合成了一个七字句——我爱北京天安门。

　　在此之前，金果临已经在上海的少儿刊物上发表过两件作品，这份新作让他颇为满意。由于在1967年之后，小学里的“少先队”组织已经被“红小兵”所取代，他便以一个红小兵的身份，将之投稿给了一份名叫《红小兵》的刊物。这也是刊发金果临“处女作”的杂志。投稿前，他已经将题目改成了《我爱北京天安门》，刊发时的署名则是“金果临”。

　　但是，诗的后两句在见报时被做了调整。“这两句我自己前后颠倒修改了五六遍，最后登出来的时候，后两句被改成了 ‘太阳光辉照万里，祖国山河处处春’。”金果临说：“对一个小学生来说，这个事情很简单——我不管他是谁改的，只要诗登出来，而且题目我爱北京天安门是我自己起的，就可以了，我就很高兴了。”

　　就这样，《我爱北京天安门》刊登在了1970年2月出版的第三期《红小兵》杂志上。此时的金果临，有着和年龄不相符的“低调”，根本没有将此事告诉他的家人。但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19岁的金月苓意外地看到了 《红小兵》杂志和弟弟的大作。

　　金月苓和金果临，两人的父亲是亲兄弟，母亲又是亲姐妹，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既是堂姐弟，又是表姐弟。此时的金月苓在上海第六玻璃厂工作。看到弟弟的诗作印成了铅字，金月苓既是高兴，同时也被激发了创作灵感。“文革”前做过班级文艺委员的她，因为停课便在家学习过基础的音乐理论，工作后还在单位的“文艺小分队”里写过歌、写过沪剧。

　　“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太阳光辉照万里，祖国山河处处春。”金月苓没有和金果临“打过招呼”，只是对着这28个字，自顾自地创作了曲调，写完之后就把自己作成的歌曲寄往 《红小兵》杂志投稿了。金月苓还记得1970年9月歌曲正式发表后，她收到过 《红小兵》杂志寄来的两本样刊。

　　一曲成名

　　1971年的中国，相比“文革”初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进入了一个酝酿巨变的时代。这个夏天，《红小兵》杂志社的一位编辑告诉金月苓，这一年国庆节上午10点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准备播放来自上海的八首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就是其中的一首歌曲。尽管如此，金家姐弟的生活依然一如既往地平静。

　　直到有一天，已升入中学的金果临被校长请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吴校长问15岁的金果临：“你是不是写过《我爱北京天安门》？”他回答是的。然后校长说：“北京发过来一个函，说要使用你这个作品，在全国推广这首歌，现在征求我们学校的意见。”

　　他一下子懵了，心想：“中央都知道了，这事情弄大了。”

　　最后，校长还给他留下了两句宽慰的话：“如果说这个歌唱得好的话，这个荣誉是你的，也是我们大家的。万一有什么问题的话，你也不要怕，这个责任是由出版社承担的。”此外还鼓励金果临努力学习、工作。校长的话有其深意，也有时代的特征——那时候政治风向变化很快，即便是一首歌也可能很快“过时”甚至“转向”。这次谈话的深意，那时的金果临并未完全理解，而谈话背后有多少“文章”，或许他们姐弟二人至今也没有完全知悉。但很快，《我爱北京天安门》在一个面向全国的巨大舞台上粉墨登场了。

　　1972年4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特刊，并且刊登10首歌曲，其中便有这首《我爱北京天安门》。此时歌曲为了符合当时宣传的需要又一次被修改，将最后两句改为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由此歌词也最终定稿。之后，《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纷纷转载这首歌曲。仅仅一个星期之后，《我爱北京天安门》就在全国大规模传唱开来。

　　这一年的“五一”，由当时的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北京“五一”游园会》专题节目中，突然出现孩子们伴随着这首歌曲欢快起舞的场面。金月苓记得那时自己的哥哥看到了关于中山公园游园会的纪录片，告诉她活动中唱了这首歌。之后，她自己去静安寺的新华书店，也碰到有人追问售货员歌本中有没有收录《我爱北京天安门》这个作品。“我就知道人家开始注意这首歌了。”事实上，它就是“火”了。

　　“一曲成名”之后，金家姐弟的生活终于有了些许的变化——最直接的，也许是让天安门终于从梦中的神往之所，变成了日后的亲眼所见。

　　“当时国家体委在搞儿童广播操，他们开座谈会，开完了以后有一个老同志说这首歌写得蛮好的，就邀请我去了北京。”1972年11月22日，金月苓上午刚刚参加完爷爷的追悼会，下午就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临走前，奶奶就把自己的呢子裤子给了她，特地叮嘱说：“白东西不要戴，到北京是一件高兴的事情。”到了北京，同行的朋友问她：“你给《我爱北京天安门》作曲，你自己去过天安门吗？”金月苓有些尴尬地摇了摇头。于是，他们趁着休息日出游，金月苓第一次站在了自己所爱的天安门面前。

　　那一份激动她至今记忆犹新：“和在电影里看到的太不一样了。电影毕竟就那么小一个银幕。而亲眼看见的天安门，巨大，壮丽，令人深受震撼。”

　　在亲见自己笔下的北京天安门这件事上，金果临并没有姐姐那么幸运。直到“拨乱反正”后的1982年，26岁的他才利用出差的机会，见缝插针得以到北京天安门拍几张照片留念。

　　“在我26岁以前，我人生最震撼的就是到北京，到天安门广场去拍照。我真的感觉太激动太激动了。”因为时间很早，广场上没有什么游客，更不会有人知道他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的作者。“因为担心照相效果，旁边一有游客经过，我就让他给我拍一张，接连拍了十几张。”那天他套着工作服，里面穿了件事先特意挑选的红毛衣。

　　就这样，《我爱北京天安门》的作者，终于和他们心目中的圣地团聚了。此时，距离歌词的第一稿诞生已经过去了整整13年。

　　历久弥新

　　曾经有位老作曲家告诉金月苓：“如果当年有稿费的话，就凭这首歌，钱会多得不得了。”这笔钱或许可以让姐弟俩一辈子衣食无忧。

　　但事实上，直到1980年，这首歌曲获得“第二届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 （1954至1979年）”二等奖，两人才领到第一笔奖金：每人17.5元。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那个时期出版的歌谱中，两个作者的名字被署在页面右下角最不起眼的角落里，甚至一些书刊中连他们的名字都没有署。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金月苓和金果临也几乎是理所当然地认为，这说明你创作一首歌曲，是为社会做贡献，不能计较名利的。

　　时间过去了30多年，人们的想法不一样了，对于“知识产权”的尊重早已成为社会的共识。有趣的是，就在创作《我爱北京天安门》的辉煌日渐与他们的生活无涉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后续事件”——2004年，48岁的金果临跑到派出所，要给自己改名字。

　　金果临说，事情的缘起是自己看到书店里的音乐CD、VCD等收录了 《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歌。最初他甚至还没有想到版权问题，只是觉得“这事情是怎么出来的我都不知道”，想来也许是出版商联系不到自己，于是他买了一盒VCD，主动打电话给了这家在广州的出版企业。对方告诉他，音像制品出版前已经向音乐著作权协会支付了版权费。

　　于是金果临又找到了音乐著作权协会，对方当即表示：“金老师，你来了就好了。因为找不到你，这个钱我们一直给你存着。只要签一个协议，就可以把版权费转交给你。”

　　但此时，30多年前旁人的一个疏忽，却成了领取应得的版权费用的一大障碍。原来，金果临48岁前所使用的名字一直是“金猴临”——他所有的证件上的名字都是“金猴临”，包括大部分刊物上 《我爱北京天安门》的词作者也署名为“金猴临”，但偏偏最有影响、最重要的《人民日报》上刊登出来的却是“金果临”，也由此造成了一些转载时的以讹传讹。

　　“怎么办？我也没办法让《人民日报》改，看来只能我自己改了。”于是金果临到了派出所办理申请更名：“改名字的过程蛮复杂的，派出所的工作人员看了以后说，好像变动蛮大的，得由所长审批，然后办理时间大概要15-20天，还有很多方面的材料要整理齐备。”

　　碰巧，金果临认识其中一位工作人员，当对方得知他是因为写《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歌之后所产生的阴差阳错而改名，立即表示大力支持，还说“这是杨浦区的光荣”，所以办理的过程也十分顺利。

　　正式更名为“金果临”之后，他也顺利地领到了属于自己的版权费。

　　近几年，曾经有人分别找到金月苓和金果临，提出对这首歌曲进行改编，特别是想改动原有的歌词，使其变成广告歌曲。对此两人早有共识。

　　金果临说：“这个词是我自己的词，改一个字都不行，曲是她的曲，改一个音符都不行。”金月苓说：“我们不在乎赚不赚钱，但是我们不愿意这歌被别人改编。”

　　这样的态度不能不说是一种对历史的尊重。

责任编辑：邹少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