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一块银元 两个红薯 五双草鞋

　　在江西于都，

　　最动人的记忆

　　留在1934年秋天的于都河畔。

　　那年，

　　8万多中央红军

　　踏上浮桥开始远征，

　　“十万百姓泪汪汪”。

　　6月12日，记者又来到长征渡口。当年的浮桥早已没了踪影，30多座桥梁如长虹一般装点着这条滚滚大河。85年时光，没有磨蚀人们的记忆。于都河对岸尽管已高楼林立，坦途相连，但红军故事还在传颂，红军似乎从未走远。

　　↑经济日报记者魏永刚为大家讲述红军的长征路线。本报记者 乔申颖 摄

　　一块银元

　　在于都县城，我们见到了红军后人伍春林，他拿出一块瓶盖大小的银元告诉记者：“这是我爸爸从长征路上带回来的。”

↑用于包扎伍生亭伤口的银元。本报记者 乔申颖 摄

　　伍春林从小记得父亲伍生亭右胳膊上有两个弹孔的伤疤。直到自己当兵转业再回到父亲身边，他才知道了这两个伤疤的来历。

　　伍生亭1932年参加红军，当时只有16岁。1934年长征出发时，他是红一军团警通连战士。1935年3月，在贵州桐梓一带，部队强渡土城河，往赤水方向前进。有一天，副班长带领伍生亭和一位小战士到前线给一师送信。他们带着回信在返程路上与小股敌人相遇，打了一仗后撤出战斗。走了不远，碰上了正在行军的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聂荣臻发现他手臂受伤，赶紧让人给他包扎。

　　伍生亭脱下衣服才发现右上臂被子弹打穿，还在流血。聂荣臻心疼地说：“打起仗来连受伤都不知道，真是个‘小鬼’！”他双手举着伍生亭的手臂检查之后，让警卫员取来两块银元，把两个弹孔夹住，才包扎起来。当时没有条件打石膏，而银元可以起到消炎和固定的作用。

　　“这两块银元保住了我爸爸的手臂。”伍春林说，父亲受伤后很快被送到卫生队。第五天，聂荣臻来看望伤病员，又见到了伍生亭。医生说，因为发炎可能要截去右臂。伍生亭在不远处听到这句话，哭着大喊：“不能锯掉我的手臂！”聂荣臻回过头安慰了他，又对医生说：“能不能多想些办法，尽量不锯呢？”

　　伍生亭一直记得聂荣臻说的话：“我们现在确实很苦，但是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年轻战士缺肢断腿。要想方设法，能多挽救一只手、一条腿，就是多取得一份胜利！”

　　伍生亭最终保住了手臂，也留下两个弹孔的伤疤。只可惜在行军中丢失了一块银元，余下的这块，他一直珍藏着。如今，伍生亭老人离世已经30年，但银元一直被伍春林兄妹6人珍藏着。

　　抚摸着这块银元，伍春林仿佛又摸着父亲手臂上那两个弹孔。“这是一块宝贵的银元。”伍春林说。

　　两个红薯

　　“别了，于都河！”

　　简单5个字包含了红军长征离别时那份依依不舍。杨成武将军在回忆长征的著作中，第一部分标题就是这句深情的话。四五十年后回忆那个场景，将军念念不忘的是房东大娘送给他的“两个热气腾腾的红薯”。

　　“大娘把用一块小白布包着的东西递给我。我接过它，打开一看，是2个热气腾腾的红薯。我手里拿着红薯，眼睛湿润了”……

　　“为什么这2个红薯让将军记了那么多年？”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副馆长张小平提到这个细节，总要向人们发问。他说：“不了解当年的情况，就难以理解这2个红薯意味着什么。”

　　当年，从于都出发的红军有8万多人。红军司令部命令是，每个人要带够4天口粮。“就算按照每人每天一斤口粮计算，这也要带走30多万斤粮食。”张小平说，这几乎是当年于都所有的粮食产量。为了让红军多带些干粮走，苏区人民几乎把家里所有的粮食都拿出来了。

　　“粮食送给了红军，农民吃什么？”张小平说，“只有粗粮，最多的就是红薯。”

　　房东大娘把红薯也拿了出来，送给了红军。这就是老百姓对红军的那份真挚感情！

　　杨成武将军在著作中这样形容当时的感受——“此刻，我难以用语言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捧着红薯，又深情地叫了一声‘大娘’！”

　　五双草鞋

　　张小平叮嘱我们记下一个名字：丁张发。

　　张小平说，见到这位老人时，她已经80多岁。老人就住在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附近，常常到院子里来散步。2006年的一天，张小平和老人闲聊，引出一段尘封的记忆。

　　1934年，丁张发只有10岁。她只记得爸爸前几年就去当红军了，妈妈准备了一些干粮，还专门打了5双草鞋，带着10岁的女儿沿河去找亲人，走了好几天也没有找到。他们回家之后，遇到了一个和丁张发父亲同去当红军的人，才得知父亲在兴国的一场战役中牺牲了。

　　“她们母女回到家里哭了一个晚上。”张小平说，老人记得，第三天早上，妈妈又带着她出门了。她们带着给父亲准备的干粮和那5双草鞋，又来到于都河边，把干粮和草鞋都送给了正在行军的红军。

　　“这些年，我走访过一两百名红军和红军家属。”张小平说，这个故事让他十分难忘。“苏区该有多少这样动人的故事啊！”记者和张小平发出同样的感叹。

　　一个名字

　　在于都县利村，我们来到红军后人郭扬辉家。他的家有一支梭镖，是父亲郭庭桢留下的。在郭家宽敞的客厅里，郭扬辉老人接待了我们。郭庭桢1929年参加红军，1934年随军长征，后来在攻打腊子口的战役中受伤，回到村里。

　　我们见到了那把从苏区传下来的梭镖头，更被郭扬辉的名字所吸引。他说，原来父辈给自己取名“郭扬富生”。父亲后来在乡里工作，他从小就看到人们尊重父亲。上了小学，知道父亲参加过长征而倍感自豪，就把名字改为“扬辉”。“意思就是要发扬我父亲的光辉。”他说，父亲知道他改了这个名字，什么也没有说。

　　↑郭扬辉讲述自己名字的由来。本报记者 乔申颖 摄

　　如今70岁的郭扬辉告诉我们，长征精神需要继续发扬，一代一代传下去。

　　在于都，人们对于长征精神的传承有着深刻地理解。伍春林说，“我从不去宣扬父亲的业绩。”他的理解是，父亲的光荣和功劳都是属于他们那一辈人的。我们要凭自己的能力干好本职工作，凭本事吃饭，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我们都是红军的后代，走好我们自己的长征路，就是对先辈最好的报答。”他说。

　　记者：魏永刚 乔申颖 赖永峰

责任编辑：王树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