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两个爱水的男人。

　　一个喜欢野外徒步，发现问题，并提出疑问。

　　他认为素有“北京市母亲河”称谓的永定河，应当是一条自然的河、生态的河。他就是朱建国。

　　另一个希望以自己的智慧，重塑河流容貌。

　　小名叫“阿水”的他，想把大自然的河，搬到城里来。但他说，河道“装修”中的某些材料和做法，也许并不环保。他就是邓卓智。

　　两位专家虽未谋面，但就永定河的生态与环保问题，展开了一场问与辩。

　　今年4月末，喜欢户外徒步的朱建国，在走到北京市门头沟区韭园村附近时，偶然看到永定河正在进行施工改造。作为多年从事湿地保护管理制度研究的人士，以其比旁人更加敏感的视角，对永定河的河道改造生出了重重疑问。

　　他用几天的时间，沿永定河干流的沿河城到陈家庄，支流清水河的斋堂镇到青白口，有时走公路，多数走河沟，实地徒步考察了七八十千米河段。几天的考察更加强化了他的疑问：永定河山区河道生态修复治理工程的实施，到底算不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生态修复？

　　朱建国觉得，这件事有必要引起更多人来关注。5月初，他联系本报记者，提出质疑：工程该不该使用铺膜防渗技术？有没有必要对原有天然河道全部施行工程改造？以城市园林化方式进行河道植被修复是否合适？

　　本报记者与朱建国对永定河山区河道选点进行了考察。此后，记者又单独对部分河道进行了查看，并就朱建国提出的一些疑问采访了水利规划设计专家邓卓智。

　　铺膜会对生态环境造成哪些影响？

　　朱建国在5月上旬考察山区河道时发现，工程正在永定河及其支流老河床上开挖新河道。听工人介绍，河道修复采用的方法是先挖深河道，然后铺10厘米厚的黄土，经二次轧实后再铺一层塑料防渗膜，最后在上面覆30厘米厚的黄土和回填40厘米厚的砂石与鹅卵石。

　　朱建国提出：这个膜与5年前圆明园铺膜事件中的膜有没有区别？铺膜会不会影响河道地表水的下渗，会不会影响河道地表水与地下水之间相互补充，会不会影响永定河地表与地下之间水生态过程的正常进行？

　　记者于5月初现场采访时发现，门头沟妙峰山镇嬉水湾附近永定河干流河道有施工迹象。工地虽然没见有工人施工，但看到附近堆放了许多直径约四五十厘米、宽约五六米的成卷的灰白色塑膜。塑膜有厚薄两种。记者分别剪下一块，作为样本。

　　在妙峰山镇上游的丁家滩河段，工地施工正忙，有的地方已铺膜完毕并覆土填砂；有的地方工人正在用“热压机”对刚刚铺就的两块塑膜进行“焊接”。

　　“不铺膜哪留得住水？”有位工人这样说，“已经干了两个月，还有10天这一段就该完工了。”

　　近日，邓卓智办公室。见到记者在工地剪下的两块膜时，他拿起薄的一块说：“这种是土工布，跟穿的衣服一样。它没有经和纬，是无纺布。”

　　说着，他将杯中的茶水倒在土工布上，部分水很快被布吸收，而茶叶留在了布上面。邓卓智说：“看，它是很好的过滤材料，不让水把一些细颗粒土带走。它替代传统做法，能起到渗水排水作用，用在工程上较好。”

　　他说，这种膜没人批评，多用在护岸上和临水侧。他指着厚的一块说：“这种一般铺在河床，它的芯就有人批评了。这种膜其实就是圆明园曾经用的，也就是土工膜。很多人认为它不可逆、不可降解，但我们认为它是很好的减渗材料。”

　　邓卓智说，在严重缺水地区要做水的文章，都不可避免地要遇到防渗问题。但怎么兼顾生态与防渗，研究与工程有时并不一致。

　　“就像这种膜，”邓卓智指着较厚的那块膜说：“它在实验室里一片是10×10厘米左右，假定蓄水深度一米，一天下来，它的渗漏量是0。如果按此理论，就是滴水不漏，严重隔绝。”

　　“刚才所说是研究层面的，但从设计、施工和管理层面来说，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是搞工程设计的，以工程角度客观地说，天下没有不漏的防水。”他进一步说，防水膜要碰到搭接问题，就是你看到的焊膜，质量很难控制，肯定有漏点。此外，还有锚固、收边、穿越管线等薄弱环节，很多渗漏点加起来，渗漏就会很严重。

　　他以自己做的奥运工程水系为例说，这是我国迄今为止质量监督、控制最严密的防渗工程，水底也使用了这样的膜，还使用了其他防渗技术。但实际监测结果是，从2007年到现在，每年水要下渗600毫米。

　　“我们担心的是漏得太多而不是太少。”邓卓智说，北京年平均降雨量为585毫米，即使让它全部下渗，也达不到我们现在漏的这600毫米。何况其他的工程，其防渗远远达不到奥运工程的水平，当然会漏得更多。于是我们提出了“减渗”的概念。

　　在邓卓智设计的永定河绿色生态走廊建设工程中，对城市段“四湖一线”的减渗做了大量的研究，也做了土工膜、防水毯、复合土等不同材料的试验。考虑到工程这么大，最后定了土工膜、防水毯、复合土、原状土等综合的减渗方案，并确定了每天20～30毫米的渗漏量。

　　“这样一年下来，就是下渗6～10米的水量，蓄水区渗下去的量10倍或大于10倍于年降水量。对永定河局部蓄水，实质上是补渗工程，蓄水区85%的水将渗入地下干涸的河床，按规划，每年补给地下水1.0亿立方米。”邓卓智说，很多概念和实验室研究，在工程上是不可能实现的。用什么材料能渗走什么量，我们要用监测数据说话，用量来说话，而不是用感觉说话。

　　邓卓智说，研究与操作层面应该有更多的沟通与融合，最好请第三方进行认证，看看到底降解与非降解材料对环境的影响有多大，测查渗漏量到底是多少？“如果某些通不过环保认证被枪毙了，我就彻底不用了。”

　　原有河道是否要全部进行改造？

　　朱建国说，从永定河干流上沿河城至三家店之间，以及支流清水河上斋堂水库下游全部河段，都属于此项河道生态修复工程的规划覆盖范围。然而，从实地考察看，这两段河道中，尤其是永定河干流河道中，除了因采石挖沙导致河床自然植被甚至土层结构受到严重破坏的河段之外，有相当长的河道所呈现的都是生态状况良好的山区河流自然景观。

　　他说，即使是其中的干涸河道，也大都保持着植被与土层未遭人为破坏的自然状态。如果从生态修复角度讲，这些河段，包括虽然长年无水或仅季节有水的河段，也没有必要进行类似考察中所见 的工程治理。

　　朱建国质疑，将虽然干涸但自然状态保持完好的河道进行人为改造，其生态效果是否就一定优于原有河道的生态效果？

　　“水是河的生命。如果一条河干了，它就死了。”邓卓智说，永定河的很多河段都是干的，而且逐渐恶化，上游只是偶尔见水。如果不做河道整治工程，把100立方米水从官厅水库放出来，到三家店，只能收不到10立方米的水，再往下游就会完全干掉了。

　　谈到是修复还是恢复永定河的问题，邓卓智说，我不想恢复，只想修复。我们针对永定河进行了防洪与生态、水量与水质、补给与入渗、生境与植被等方面大量的研究和试验，进行河床、滩地、堤防的生态修复，让濒临死亡的永定河全河道有生命的迹象。

　　邓卓智认为，水能让北京的母亲河起死回生，但目前的水量只够救活永定河，而远远实现不了“奔腾”。

　　他说，永定河局部蓄水将实现水的循环重复利用，使水的服务功能最大化。向下：加强与地下的水流交换，净化水体；向上：形成水面景观，改善气候和环境；向两侧：以水带绿，并向城市渗透，带动水岸经济发展。

　　“永定河离真正健康，还要走远远不止30年的路。我起码要让永定河的表面见到水。”邓卓智说。

　　景观与生态何为重？

　　朱建国考察时发现，在已经基本完工的永定河干流色树坟一带，植物、景观等均采用了城市园林化的建设方式。他说，我接触过的湿地保护方面的专家基本都反对按照城市园林的设计方式进行河流湿地的生态修复。

　　记者与朱建国一起在下苇甸、韭园、色树坟等地查看时看到，那里建有以水泥为主要材料的拱桥、汀步，甚至仿真树干，并且在原干涸河道上人工堆建了小岛，岛上或河岸种有排列整齐的花草树木，其中有些植物或非本土植物种类，或非河滩适生树种，景观与某些城市园林的确相似。

　　朱建国说：“这样的‘修复’，对永定河来说，最终很可能会是一场事倍功半甚至无法逆转的生态秀。”

　　朱建国说，我们不反对人工干预，但湿地生态修复更提倡自然恢复的方式。从湿地自然生态角度说，湿地植物配置应当很有讲究，不能按城市园林景观设计方法来做。目前这样分片规则配置方式，甚至引种外来物种，给人感觉就是，设计者关注的重点是景观营造，而非生态修复。那么不能不让人产生疑问：永定河山区河道生态修复治理工程，究竟应当以河流景观为主，还是以河流生态为主？

　　邓卓智说：我们出发点是一样的，目标也是一致的。然而，身为设计人员的邓卓智对现实有更多的考虑，他需要权衡的方面更多。

　　“技术人员很难。虽然目前朱建国提出异议的河段不是我做的，但我的工程里也会做局部园林，我们需要照顾各方面的需求和感受。大树、大花、大草近期马上能见到效果，而纯自然的演变则需要时间，如水生植物基本上要3年才能见成效。”邓卓智说，他们同时要兼顾水利、园林、水务等诸多方面的需求。

　　邓卓智说，有很多理念需要很长时间来推进。刚开始我们也问，为什么不能一步到位？但限于眼界、手段、能力、知识和经济水平等因素，不可能完全做到。可是，每做一条河，我们都会前进10%。你算算，做10条河，我们的进步会有多大？

　　要不要建挡水坝？

　　朱建国说，为了河道能够形成比较稳定的水面，清水河上和永定河下苇甸至嬉水湾河段上，用水泥和石料修建了许多高约40厘米至1米多，间距百多米甚至二三十米的挡水坝。虽然这样的措施与铺膜结合，能够达到河道蓄水的功效，但却不能恢复河流上下游连通的水文特征，因此并不符合河流生态修复的目标要求。

　　他说，在永定河干流及支流的部分自然河段，可以看到许多由卵石、河砂等自然堆积起来的，上下高差仅二三十厘米“漫水坝”。这种“漫水坝”不但可以减缓上游河流流速，形成相对开阔的水面，而且也不会阻断河流上下游之间的连通。

　　朱建国建议，如果修复工程需要营造更多的水面，可以效仿上述模式，而没必要采用修建挡水坝的方式。他还担心，如果在永定河干流长年有水河段，也采用这种方式进行治理，或者在干涸河段修建成一段段互不连通的挡水坝，则势必影响或不符合水生生物洄游要求，“并不是所有鱼类都会鲤鱼跳龙门的”。

　　对于朱建国对建挡水坝的疑虑，邓卓智说，我也反对建坝、闸甚至桥，以后应该多做无坝设计。

　　他说，不建坝，可以用跌水来解决。传统意义上的坝，是用硬质材料做的，而我们做的跌水，是自然型的。

　　邓卓智说，跌水完全可以做成生态型的，跌差很低，不超过1米或更低，跌水的顶高程不要超过规划的河底高程，以避免影响河道的纵向连通性，让鱼类可以上下自由地畅游。但他同时说，建了石头坝并不可怕，后面还可以用填土的方式变缓来弥补。

　　最后，邓卓智说，现在知识和理论更新很快，有很多东西是原来教科书没有写过的，很多人没有见过的。比如，我们的学校没有开设生态水利学课程。怎样在水利工程中实现生态功能？我们要像孩子一样，慢慢摸索，慢慢改正。很多工法没有任何规范，只有不断进行试验才能实现真正生态上的规范。但我们会积极接纳意见，拓宽眼界，给大家一条防洪的、生态的、有生命的永定河。

　　中国环境报记者 张俊 图/文

　　注：朱建国考察只针对三家店以上河段，即永定河流域山区河道生态修复治理工程的规划范围，主要情况介绍与问题分析也仅针对此工程范围。

　　朱建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1998年开始从事湿地保护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湿地保护立法研究》一书的主要作者。朱建国说，依照《拉姆萨尔湿地公约》的湿地分类，河流也属于天然湿地类型的一种。

　　邓卓智

　　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转河、北护城河、亮马河、清河、潮白河、奥运水系等100多千米河道治理都是他的作品。计划投资170亿元的永定河绿色生态走廊建设工程，他是主要设计师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