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地定义“腐败”，是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条件之一。主要由西方学者提出的、当前国内外流行的“腐败”定义，从不同角度揭示了腐败的本质，但在腐败行为主体与外延的界定、裁定的标准与尺度等方面均有其局限性，不完全适合我国转型社会的特殊情况。《新视野》发表文章，对几种流行定义作了分析，在全面概括现阶段中国发生的腐败现象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定义。认为，腐败是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的公职人员与他人合谋，违反法律和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滥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为私人和私人小圈子牟取私利或为某一单位、某一行业谋取特殊利益而损害公共利益及其他公民个人利益的行为。

　　高地价严重制约就业增长

　　《中国经济时报》发表文章指出，房价暴涨近年来成为媒体普遍关注的一大热点，而隐藏在高房价背后是高地价。高地价以及带来的高房价、高房租———“三高”对就业的影响巨大。（1）高地价以及随之而来的“三高”大大抬高了城市创业，特别是三产的创业门槛，其结果，不但使一大批潜在的中小企业创业者兴业无门，即连一些大企业甚至国际知名的大跨国公司在“三高”面前亦不得不踌躇再三甚至望而却步。（2）“三高”使企业不得不加大对经营性房屋的投入，在资本总量一定的前提下，用于购买劳务的可变资本只能随之而减，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或者降低从业者的工薪收入；或者减少从业者人数；或两者兼而有之。（3）“三高”使城市居民用于住房的开销大增，用于其它方面的消费却不得不相应减少。一增一减之下，在房地产业火爆的同时，总的消费需求却增长滞缓。于是社会总需求不得不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这就对财政和汇率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对就业的影响从长远看也是消极的。（4）“三高”使劳动力流动异地就业难上加难。以杭州为例，一般青年白领家庭年收入在5万左右，欲以此收入对付总价高达50万－60万的百平方米套房（在高地价背景下，小户型房极少），就要折腾一辈子。这使不少青年才俊“不敢踏上杭州的土地”，因为“杭州的土地太值钱了”。

　　“价格战”有什么不好吗

　　《北京日报》发表文章认为，在经济学概念中，根本不存在什么“价格战”的说法，有的只是价格竞争。价格竞争有什么不好吗？一些媒体把“价格战”归结为卖方竞相削价。这是只见现象不见本质的认识。厂家、商家为什么要竞相削价呢？因为资源有限、市场有限、机会有限，它们就得参与竞争，证明自己比别人更优。竞争过程就是社会的优化选择过程。而优化选择就得有个尺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就是社会评判优劣的最重要尺度。我们特别要注意一个深层次的道理：市场经济的最大特点就是把交易过程中的一切条件都换算为单一的货币单位，就是“拿钱说话”、“拿价格说话”。这种尺度的单一性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在这个“拿价格说话”的过程中，有限的资源就被配置到了那些“优”的生产者手中。有人会说：“价格战”导致了很多企业的亏损。其实，这个问题的另一面是，为什么这些无法盈利的企业仍不肯退出？当前，在我国，问题不在于存在着价格竞争，而在于缺乏与价格竞争相应的退出机制；在于那些劣的企业不肯，或者无法顺畅地实现从供给领域的退出。IT不再是优势之源

　　I T技术和 I T产业发展走势问题，是国内外学术界和企业界广泛关注的一个话题。最近，美国《哈佛商业评论》发表了著名学者NicholasG． Carr的文章，作者认为： I T已经从稀缺品变成通用品；从奢侈品变成消费品；技术进入了均质期。 Carr认为，I T已经成为商业的基础设施，成为“基础设施技术”；随着 IT的大量使用和成本的大幅度降低，IT已经变得无所不在，成为消费品（而非奢侈品）。因此，“从战略角度看，信息技术已经退隐到后台， IT已经不成为问题”。 Carr认为，对信息技术现在的状况，以及所面临的挑战，人们都很容易达成共识，所不同的是对IT核心地位的看法，以及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花费的代价和途径。“公司经理需要将对 IT的注意力，从机会转向风险———从进攻转向防御”。C arr的观点是，在一定的意义上， I T不再是优势之源———只是 IT技术已经无法将公司与他们的竞争对手有效地区别开来。事实上，I BM的 On—DemandHP的“动成长企业”战略，已经包含重大的转型意味。 Carr指出，IT最好被当做普通消费品，而不是发横财的灵丹妙药。事实上，无论 I T产业还是用户，无论对Carr的论调持何种态度，有一件事情可能是回避不了的：目前 I T需要换个方式生存。如果说，IT过去的生存方式是依靠产业革命创造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浪潮的话，新的生存模式将包括如下主要特征：将IT的产品经济模式转化为服务经济模式；关注IT与企业战略、业务和管理的融合；致力于价值实现、风险控制和流程管理；为可持续发展的、有价值的信息化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