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婚姻中的另一半可能出现不忠诚时，你该怎么办？当一笔债款被拖欠多年而无法收回时又该如何解决？于是，由于市场产生了需求，“婚变调查所”、“追债援助部”便应运而生。这些打着“援助”旗帜但看起来更像是私人侦探的“机构”到底帮助了谁？我市目前存在的一批婚变调查所、追债援助部是如何展开业务的呢？又有多少人求助它们？最为关键的是，它是否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其开展业务途径是否合法？

　　半隐秘高收费

　　以寻求帮助的身份，记者电话联系了几家“侦探所”。也了解到了一般性的情况，可以看出，大部分侦探所都表现出了很高的警惕性。不菲的收费，在这个行业里基本上成了惯例。

　　“你说婚变调查收费，那要根据‘案情’的难易”，一家“侦探所”告诉记者，一般按天收费，每天在200元到700元不等。“对方是否开车，是否频繁出入于高消费场所等都要考虑在内。”而整件“案子”的收费则在1500元左右，调查期是5至10天，最多不超过半个月。

　　追债的收费则显得更高一些，“按实际追回的40％收取，追不回债款的不收费”。另一方面，追债方都显示出极大的自信，“我们只要分析后愿意接手，就能100％的在三个月内收回部分或全部债款”。

　　当记者询问侦探所人数时，对方有所保留地说“具体操作两三个人就够了。”对调查者保密，也是“侦探所”的职业道德。对于记者“前来委托调查、追债的究竟是哪部分人”的问题，对方明确告知“这个你不需要知道，我们会对你的情况保密，同样对别人的情况也要保密”。

　　目前生存状况又是如何？据一家婚变调查所直言，每月都至少有二三十起婚变调查委托。按每起最低收费1500元计算的话，20起就是3万元。

　　自称行为合法取得证据有效

　　“调查过程中绝对不会采用违法的手段，所取得的证据也绝对可以拿到法庭上对质，不然我们取得的证据有什么用”，当问到调查是否合法时，每个婚变调查所都会给出这样肯定的答复。其中一家婚变调查所的工作人员还自称是公安人员，因年龄大退居二线后便开始介入了婚变调查的工作。他指出所内的大部分人员要么是律师，要么也像他一样曾经作过公安，“都是懂法的，与公安部门也有关系，当调查达到一定深度需要取证或采取行动时，我们都会请求公安部门的协助完成调查，绝对不会出现违法行为”。另一些婚变调查所则拒绝回答记者更为细节一些的问题，而会强调“办这类案件我们很有经验，所取得的照片、录像都可以作为合法的证据”。

　　相对于婚变调查所人员的介绍，追债援助部对于自己追债的方式则可以称得上是守口如瓶，除了声称自己的行为会合法以外，就是不断地询问记者的债务情况，并强调一定要有相关的证据能够证明债务关系，还要确保欠债人确实对债务有偿还能力。

　　从业形式多样行业性质混乱

　　在采访中，有一家追债援助部自称经我市某区司法局审批过，是该司法局的下属单位。记者遂就此事对该区司法局进行了电话采访，该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确实审批过一家同名的律师事务所，但绝不是所谓的追债援助部，并称避开司法程序的民间追债援助是违法的。同样的，在工商部门记者也得到了相似的说法：“追债援助部是不可能被注册并授予营业执照的，尽管社会上确实存在这些现象，但这是违法的。”

　　据了解，目前大部分的婚变调查所和追债援助部都是挂靠在法律事务所之下，以法律援助的身份介入工作的，但也有一部分婚变调查所托名以市场调查或信息搜集取得了营业执照，还有一些则回避是否有固定办公地点的问题，而要求直接上门与委托人见面，“国家不承认民间调查业的合法性，因此营业执照一类的都无法办到，但市场上有这种需要，而公安部门对我们也没有打击和取缔，所以我们仍然可以接受委托进行调查”，一婚变调查所的工作人员这样解释着他们所从事的活动。记者陈黎见习记者潘金辉　链接

　　在去年年底召开的“第二届福尔摩斯杭州峰会”上，有法律专业人士指出：“在我国不存在‘私家侦探’，国家法律也明确规定不许有这类民间机构的存在。调查权是法律赋予律师的权利，调查也是律师业务的延伸和补充。在律师事务所里设立调查部或调查中心是最合理、最科学的。”另一方面，中国行为法学会常务副会长马宝善则认为，由于司法改革后实行的是“谁主张谁举证”，但举证方往往不具备收集证据的相当技能和手段，传统法律又受到业务范围的限制，所以他们需要诸如专业调查人员出面进行调查取证，于是调查业这个新兴行业就应运而生了，它是各级执法部门的一个补充，是公民和企业维护自身权益的一种需要，但这个行业目前仍处在一个探索阶段，国家没有承认其合法性，相信条件具备时会出现相应的条例来规范这个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