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迈

　　虎跃关东

　　“三农”问题严重困扰中国的发展时，一些先进的农村就这一难题的解决给出了答案。卢志民和他领导的“中国第一村民小组”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卢志民———关东硬汉，勇立于农村现代化涛头劈波斩浪之弄潮儿，引领当地农民从贫穷走向富裕的蓝图设计者兼带头人。他是中共十三大代表，第八、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连续三次荣膺“全国十佳农民企业家”称号。

　　卢志民所在的地方，原先是吉林省四平市铁西区条子河公社红嘴大队第二生产队，人民公社体制废止之后，它被叫做红嘴村第二村民小组。卢志民带领他的乡亲，把一个资不抵债的穷家底发展为拥有十四亿元固定资产的富集体。二队社员人人从农民变成了职工，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变成八小时工作制，“每月一分红”，吃的商品粮，走的林荫道，住的大高楼，休闲时逛的是会喷水、有绿地、花也飘香鸟也唱歌的大广场，孩子们进城上学车接车送午餐带饮料香肠大面包小食品，比城里孩子还会夸富。

　　咱们中国有多少村民小组呢？大约有六百四十万个。红嘴二组位列中国六百四十万个村民小组之首———它是“中国第一村民小组”。这不是随便叫的，是当年农业部和原国家计委《关于举办“中国乡镇企业‘七五’发展成就展览”的通知》确认的。除了红嘴子，另外那四个“第一市、第一县、第一镇、第一村”，不是沿海就是靠江，不是“珠江金三角”、“京津金三角”就是“长江口金三角”，都是经济发达地区。这里的人们脑子活，胆子大，文化积淀深，有经商经贸传统，善得风气之先，还享受到了最早的改革开放政策优惠，人多势众，物阜民丰，当上“第一”理所当然。只有红嘴子这村民小组层次上的“第一”，位在苍苍凉凉的东北大平原腹地，既不临江，也不靠海，任什么“金三角”都沾不上边，环顾四方，一色穷邻居，工业倒有根基，可惜被叫做了“东北老工业区”，与所谓“西部欠发达地区”几成同义语。

　　然而，就在这样毫无地理政治优势、缺乏良好经济文化传统、享受不到国家政策优惠，仿佛被时代遗弃的角落里，农民的儿子卢志民长啸而起，就像一只久困于深山老林的东北虎，腾空一跃而万木萧萧万山惊。不错，他是吃通红的高粱米喝浑黄的苦咸水长大的，但是他高大孔武，英气勃勃，肩膊宽而筋骨壮，膂力足而气血盈，虽身无分文却志满天下，他冬迎朔风冒烟雪，夏披青纱帐里露水珠，抖一抖肩膀，黑土地也卷起烟尘。年轻的小组长卢志民领导下的红嘴第二村民小组于是异军突起，只几大步，就抢在了全中国六百多万个且相当一部分是在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的村民小组前边。

　　顺垄沟找豆包吃

　　1970年岁末一个大雪飘飘的晚上，二十一岁的返乡知青卢志民被推选为红嘴二队队长。卢队长环顾身边，发现他将要当家的这个集体，有公有房产七间（土墙草顶），马车三套，破猪圈一个（无猪），拖欠银行贷款二万余元，三角债三万多元，人均不足一亩一分地，就算粮食打上天，可免一饥，难解百饱，更何谈富裕。

　　此时正当轰轰烈烈“学大寨”的“文革”高潮，卢志民逆风而行。他把社员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种地，另一部分有点手艺的，随副队长刘洪义外出打工，垒墙、修路、盖房子，见活就干，给钱就行。三套马车农闲时派出拉脚。他还请了一位铁匠，偷摸搞个小红炉，名义是为本屯牲畜挂马掌、打镰刀、沾锄板子、修农具，暗地里也对外，换取活泛钱。

　　卢志民不久被批判为“全公社年龄最小的生产队长是卢志民，走资本主义道路最起劲的生产队长也是卢志民”。给他戴上一顶高帽子，叫“党内正在走的走资派”，予以关押和批斗，长达一百多天———虽然那时他还不是中共党员。

　　卢志民是在被关押和批斗的情况下，听到粉碎“四人帮”消息的。他被解放了，又被选为队长。他旧习不改，变本加厉，竟要搞什么厂子。他请出本队外来户、读过工业中专的张玉佳，办翻砂铸造厂，却只给他凑了一百元钱办厂费。好一个张玉佳，他不负众望和队长重托，真的办成了那个厂子。铁皮铁板是从社员家鸡窝、猪圈、仓房收集来的；鼓风机是从一家工厂废料堆里翻出来的，人家嫌跟他讨价还价费劲，白送了；电机是屯子里碾房的，碾米拿回去，不碾米借过来用。又愁厂房，卢志民给他一个破草棚子，地窨子一样，得弯腰钻，张玉佳叫往下挖，挖下去一米多，可以用了，就是有点像地下工厂。他们一点一滴，拼拼凑凑，靠苦战奋斗精神，靠对未来的梦想，像小燕垒窝，像蜜蜂筑巢，红嘴子翻砂铸造厂建成了。莫小看了这厂，它是未来红嘴子壮丽大厦的第一块基石。这一年，翻砂铸造厂创产值七点二万元，打工队挣回五万元，农业收入十三万元。人们眼界大开：在农业基础上，大力发展工副业生产，真是咱们农村治穷致富的好法子。

　　不过，当时的个别上级部门不这么想。有的公社领导就很不自在地说：“卢志民那小子吃一百个豆不嫌腥，搞资本主义差点没进班房子，一解放出来，就平了大寨田，没跟他算账呢，这又要整翻砂厂了。他怎么整起来，我怎么给他平了。”

　　“平”的措施没有付诸行动，那是因为东风起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

　　山上野雀要找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传到红嘴子，卢志民立刻感到精神振奋，有一句话叫如大旱之望云霓，就是说的他多年来的心情，现在，他看见好风好雨了。

　　卢志民决心借此东风，大展宏图，他不满足于一个小小翻砂厂了。他想利用红嘴山上的黄土资源，建砖场。砖场3月动工，5月出坯，6月大窑点火，7月就见了回头钱。这样的高速度，如此的高效益，谁听了都吐舌头，摇头说“不信”。

　　乡镇企业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诞生的市场经济产儿。从呱呱坠地起，他们面对的就是充满竞争的市场，既得不到国家计划保护，产品也不会有人统购包销。卢志民把这比喻为“山上的野雀自己找食吃”。这是他们的劣势，也是他们的优势。这使他们的商品经济意识不学即懂，对投资风险和市场规律的理解无师自通，因而他们非常重视效率和效益。

　　制砖场之后，他们又上了轧钢厂。

　　卢志民还嫌不够劲儿。这是一个为创大业“贪得无厌”的人，一个不会“见好就收，急流勇退”的人，一个“不自量力，无所不敢为”的人，一个恨不得把满天星星都摘到手里的人。

　　1985年5月，红嘴啤酒厂破土动工。工程进入高潮，天公不佑我，风来了，雨来了，风雨交加持续了七七四十九天，路面被雨水冲得七沟八梁，运料车进不来，进来了出不去。倾盆大雨中，卢志民大喊：“乡亲们，要过好日子舒舒服服不行，得跟老天爷拼命呀！”老农们嗷一声上去了，手推肩扛膝盖顶，有跪在泥里的，有趴在水里的，吐出嘴里的泥，抹把脸上的水与汗，还是个干。

　　乡镇企业要发展，离不开领导的支持。领导的支持鼓舞着他们。他们只用八个半月，就把啤酒厂建成了。中国乡镇企业报记者闻讯赶来，写出报道，称誉为“红嘴速度”。

　　但卢志民们且不可高兴太早。农村振兴、农民蜕身为非农民之路，前路漫漫，山高水远。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1986年6月，吉林省物价局、一轻厅、商业厅联合发文，上调啤酒价格。四平地区七家啤酒厂，市物价局只准六家国有厂提价，剩下那家不准提。那家是红嘴啤酒厂。

　　原材料涨价，产品压价，红嘴厂损失惨重。无奈间，卢志民找到市里两位主要领导，要求享受与国有厂同等待遇。两位领导说“你这要求是合理的嘛”。卢志民如囚人听到大赦令，回去就提了价。市物价局第二天就跟过来，说红嘴子擅自提价，应予罚款处理。啤酒厂厂长卢宪臣拒交罚款，他说：“凭什么别人可以提，我们不准提？”来人说：“人家是国有的，你算老几，葫芦茄子能一锅搅吗？”除了物价局，还有好几个部门参与围堵红嘴子啤酒。

　　这回出面帮助解围的是新闻界。1986年9月12日，吉林日报头版头题，发表记者周志先的长篇报道，题为《农民企业家的难言苦衷》。报道引起强烈反响。省委书记和省长都做了批示。四平市长郭永德在红嘴子主持召开现场办公会，带来三位副市长，十七位局长，主要议题就是葫芦茄子是否可以一锅搅的问题———政府部门如何正确对待乡镇企业和农民致富的问题。

　　风雨来临，现找伞是来不及的

　　万难千磨，只作人生开颜一笑。

　　卢志民是清醒的。他在带领乡亲脱贫致富的过程中，既要不断克服外来干扰，又要与农民的自身弱点作斗争。红嘴子提前进入小康了，不少人产生了小富即安思想，不思进取了。卢志民却提出要进行“第二次创业”。他说：“中国很快就要加入WTO了，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我们乡镇企业，更要未雨绸缪，预作准备，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为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他把这种观点形象地表述为“风雨来临，现找伞是来不及的”。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国乡镇企业报都发表了他的上述看法。

　　在国家紧缩银根的形势下，他们采取新的发展策略，毅然实施“3331工程”；而且还要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借外力发展自己，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

　　他们的视线投向国外时，也有一家外国公司漂洋过海找他们来了。那是一家历史悠久、世界知名、又高傲又绅士的大啤酒厂家。漂洋过海来到红嘴子的是英国巴斯啤酒公司。他们说在中国考察了几百家企业，认定已更名为金士百啤酒公司的红嘴子啤酒厂是最好的合作伙伴，因为它“是中国最具活力的乡镇企业之一”。

　　红嘴集团总裁卢志民和副总裁兼金士百公司总经理卢宪臣，以最大的诚意和小学生样的虚心态度向人家学习。他们让出了总经理位置，还同意六个要害部门都由外方人员控制，卢志民屈尊只当了一名普通董事。几乎所有管理和经营都由巴斯人说了算。

　　巴斯人一定会后悔莫及，因为他们小瞧了红嘴子人，小瞧了中国农民的智慧和能力。他们斥金士百早就行之有效的做法为“原始”、“落后”，统统弃之不用，另搞一套。他们不了解、也不想了解双方巨大的文化差异和市场差异，一意孤行。结果是决策连连失误，丧失了金士百人辛辛苦苦开创的市场，造成了巨额亏损。英国人总经理不灵，走马换将，选了一位美国人，也不灵。四年半后，巴斯承认失败，耸耸肩膀，说声“I＇msorry（对不起）！……”走人了。

　　与国际大公司的接触增强了红嘴子人的自信和自强精神。卢志民曾经撰文谈及此事，他写道：“合资的最大收获，是我们了解了跨国经营，丰富了国际化竞争的经历。跨国公司并不可怕，加入WTO也不可怕。”

　　善打硬仗、恶仗，敢于败中取胜的红嘴子金士百人，经过短暂的半年恢复期，就重振雄风，在产销量、产值、税金和利润几方面，创造了金士百啤酒的历史最高水平，进入全国同行前列。

　　在眼睛向外的同时，卢志民更加看重红嘴子作为吉林省乡镇企业排头兵的历史责任。吉林省是农业大省，国家商品粮主要产区，“三农”问题尤其突出。为改变农村落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业发展迟滞的状况，卢志民把红嘴集团的发展方向定位于围绕农业产业化上项目，先后投资一亿多元，上了玉米变性淀粉、花生油、大豆油和纯粮白酒等加工项目，取得了丰硕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成果。

　　红嘴油脂有限公司，使四万农户进入农业产业化链条，为种植业结构调整提供了三百七十万亩空间。

　　他们的宏宝莱花生油公司被确定为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重点工程项目，是东北地区唯一拥有知名品牌的高级食用花生油生产企业。吉林省西部地区干旱缺水，适宜种花生。花生用水量仅为玉米的三分之一。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种植花生，有利于缓解玉米销售难，是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亮点。该公司年加工花生能力二十万吨，这意味着可以减少二十万公顷玉米种植面积，带动五万户农民调整种植品种。

　　红嘴子还有帝达变性淀粉有限公司。卢志民决心上这个项目的重要考虑之一，是它的原料来源于玉米和马铃薯，是淀粉的深加工产业。帝达变性淀粉公司加工玉米和马铃薯的能力可达几十上百万吨。

　　2003年11月1日，红嘴子收购了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天龙酒精厂。一个星期之后，这家工厂即恢复生产。经红嘴子人改造之后的新天龙，年生产十万吨酒精，可转化玉米六十万吨。

　　鉴于红嘴子人的突出贡献，吉林省有关部门评定红嘴集团为农业产业化优秀龙头企业。

　　红嘴集团现在是一家经济实力雄厚、产业门类齐全、社会影响深远的经济和社会实体，全国特大型乡镇企业，红嘴集团2003年完成社会总产值二十二亿元，上缴税金七千五百万元。

　　继“3331工程”之后，红嘴子又实施了雄心勃勃的“5551工程”，到2005年，使经济总量翻一番，产值达到一百亿元。

　　1984年5月15日，红嘴农工商联合公司宣告成立；十年之后，更名为红嘴集团总公司。无论名字怎样变，红嘴子始终高扬集体所有制的旗帜，坚持全体村民共同富裕的方针。它以一个生产小队，遵循党的改革开放路线，大胆开创农工商贸全面发展的道路，经二十余年苦战奋斗，不仅彻底摆脱了贫困，进入了小康，还完成了产业工业化，实现了农村城市化，迈向了生活现代化。

　　中国人的百年梦想在这块土地上变成了现实。

　　困扰中国发展的“三农”问题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解决。

　　这是农民的儿子卢志民和他的村民小组对中国农村父老乡亲做出的贡献。

　　红嘴子的今天理应成为广大农村的明天。

　　如果我们造就出几十个、成百上千个卢志民和红嘴子来，中国农村的事情就好办了，中国的事情就好办了。

　　《人民日报》 (2004年05月15日 第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