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传榘:从计算机先驱到公益“传教士”(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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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1月10日11:06 公益时报 | ||
48年前,他参与了一件改变人类历史的创举,与5名科学家共同发明创造了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今天,84岁高龄的他说要再做一件天大的事——让共产党如何万岁。 朱传榘:从计算机先驱到公益“传教士” 公益需要“老疯子” 他像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疯狂地爱上了公益这个美女。并希望有更多的“疯子”都来推动中国公益。 “我这次专门是为公益的事情来的。” 在北京凯宾斯基15层的会客室里,84岁的朱传榘先生一见面就向记者宣布他这次不远万里从美国来到北京的目的,并幽默地自嘲道:“你们没有请我,是我自己要来的。我可是在主动追求你们啊。” 一年前,在“跨国公司与中国公益论坛”上,《公益时报》第一次与朱先生邂逅相遇,朱先生一番“公益是关乎共产党如何万岁的问题”的高论让我们公益时报的记者们折服。谈起那次相遇,朱先生记忆犹新,“我来了后特别感动,没想到有这么多人来参与、关心公益事业,像青海那些地方都来人了、跨国公司也来了。” 正如朱先生所言,因为公益,我们和他“一见钟情”。在这次论坛召开的3天里,我们交流一切有关公益的话题,彼此印证,相互发明。这位智慧老人点破了历史进程的奥秘,令我们宣传公益的激情更加高昂。 事隔一年之后,朱先生对公益的爱恋不仅没有丝毫递减,反而愈加深重。“你们《公益时报》在做一件功在千秋万代的大事。我就像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疯狂地爱上了公益,爱上了《公益时报》。我觉得你们几个有些疯狂,我自己也有点疯。但公益需要的就是这种热情。” 朱先生一直强调,公益是国强民富之本。“怎么来推动这个事情?仅有你们几个小疯子和我这个老疯子不行,还得有几个有影响力的大疯子加盟才行呀!我很心急,我乐意帮你们牵线搭桥,再找高层的‘大疯子’来推动。” 一个人的改革开放:朱氏复兴中国的三大试验 他像一个现代骑士,单枪匹马,从太平洋彼岸频繁来到中国,不断向中国的最高决策者们献计献策;同时身体力行地办教育、设奖项,进行他的复兴中国试验。 1980年,朱先生受到邓小平接见。与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一席谈话,让朱传榘兴奋不已,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从此开始将自己的全部智慧奉献给祖国。24年来,他始终以最大的热情关注并参与到祖国的改革与发展中,仅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写信就多达数百封,提出了许多充满智慧的建议。同时,他又以上海交通大学为基地,开始了他复兴中国的三大试验。 朱先生在中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中国人学英文。朱先生当时认为,复兴中国,第一就是要让中国人睁开眼睛,打开窗口看世界,这就必须要学习英文。为此,他就在上海交大设了一个朱传榘英文奖。“我这个英文奖跟别的奖不一样,只要过关就能得奖。过了两年,得奖的人越来越多,后来我实在无力资助,奖就不给了。可学校学英文的效果有了!” 朱传榘认为,当中国打开大门后,最要紧的事情就是让人民发财,让国家尽快富裕起来。怎么富起来呢?这就一定要学习做买卖,学会怎么挣钱。因此,他在中国做的第二件事,就是由他掏钱,在上海交通大学成立一个商业管理学院。这是中国最早的商业管理学院。“我是宾州大学毕业的,宾州大学在世界上最出名的就是沃顿商学院(WhartonSchoolofFinance,有人又译作沃顿财政学院)。我跟宾大校长说,宾州大学曾经做过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就是战争时期,我们做了第一台电子计算机。但这是1946年的事,近几十年,总觉得这里再没有做惊天动地的大事情。现在我给你个机会,做一件天大的事情:到中国去建第一个商学院,好不好?大家听了觉得这个建议很好。校长、系主任、董事们听了都很有兴趣、很高兴,校长、校长夫人,全家都来访问上海。到上海一谈判,同意了。我自己出了钱,宾州大学也捐助很多钱。1980年在上海交通大学成立了管理学院。”回忆起当年的创举,朱老仍然兴奋不已,“现在中国的管理学院不知道有多少了。中国一开放,原苏联比不了,虽然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可是我们会挣钱。你看我们今天的富翁,许多是从这里训练出来的。” 朱传榘的第三个贡献,就是设立“朱传榘精神文明奖”。他认为,“文革”后的中国人不大讲公德,文明较差。“有一天,我跟上海交大的书记、校长去看学生宿舍。那是1980年初期,学生6个人一个房间。没进去之前,在过道里边,就看到垃圾。进了宿舍以后,往窗外一看,许多的垃圾,许多的旧衣服,都挂在电线上。我看了以后,感到这些同学,念书都很好,精神文明有点儿差。中国有个成语叫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但那个时候的学生,门前雪都不扫了,更不用说帮助别人扫瓦上霜了。我想这是责任,应该搞学校的精神文明,所以我设了一个“朱传榘精神文明奖”。就是鼓励大学生怎么爱惜社会、回报社会,讲社会公益和公德是学生的责任。”朱先生设立的这个精神文明奖,在上海交大搞了二十多年,至今仍然在进行。 计算机先驱的新发现 他扛着一面公益大旗,来到中国,呼吁公益救国。 计算机给人类文明带来的革命性意义,相信生活在现代信息社会中的人们都能有极深的感受,而我们面前的这位长者,赫然就是一位参与改变世界文明进程的先驱。1946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朱传榘与5个美国人共同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ENIAC),人类文明的历史因此改写。朱先生也因此获得美国电子和电气工程师协会IEEE颁发的“计算机先驱奖”。 在拥有美国BTU国际、斯坦福研究院(SRI)董事兼总裁办公室高级顾问、哥伦比亚国际公司主席、霍尼威尔信息系统公司(HoneywellInformationSystems)副总裁、王安电脑公司高级副总裁、阿尔贡(Argonne)国家实验室高级科学家、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荣誉院士、中国工程学会高级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校委会委员、荣誉教授、南开大学、山东大学荣誉教授等一系列头衔之后,这位当年推动人类历史进程的长者,却改行当起了现代“传教士”。 “我就是一个传教士,传什么教?公益教。” “我一直在思考几个问题:为什么美国是最强大的国家、科学最发达的国家?为什么中国最近20年能成为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怎样才能使中国跻身于21世纪最发达、最强大国家之列?”朱先生说,他的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公益是富民强国之根本”。 有人将美国的发达和强大归功于美国式的自由、民主,这只是一个方面,其实没有看到根本。美国的强大是历史使然,这就是它的NGO非常发达。有人说美国历史只有300年,其实大错特错。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第一批美国人大都是英国移民,他们中有很多人受过良好的教育,要求自由民主,是受政治迫害才来美国的。因此,说美国的历史文化,要从英国人,从希腊罗马来说起,从这个意义上看,美国的文化和历史不比中国短,也有几千年。当第一批人来到美国后,他们没有政府,为了生存,他们将自己组织起来,进行互帮互助,并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衍生出各种具有公益性的NGO组织,自治组织。比如公共教堂,教会组织。正是在这些自治性公益组织的基础上,才衍生出后来的民主政府。这就是美国国家的历史。 美国政权的两大特点,一是小政府,大社会;二是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和企业积极配合,三位一体。朱先生说,中国的学者有一个误区,认为非政府组织与政府是对立的,两者绝然不同。其实,美国的情况,大多数情况下,NGO和政府是非常配合的。“很多事情,是政府和NGO共同在做,有时候,你根本分不清是政府、还是非政府,也没有必要去分。”经常是政府出钱,NGO在办事。企业对NGO也是非常支持,美国主要的基金会,都是企业和企业家们在捐款支持。在美国,政府、企业、NGO,是这个社会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谁也离不开谁。当然,美国目前社会的结构不是人造的,而是几百年来自然形成的。中国今天面临的任务就是,怎样用30年的时间完成美国人用300年做成的事? 中国为什么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朱先生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政府把企业解放出来了,把原来政府做的事情让给了非政府的企业去做。政府集中精力做自己最擅长的事,经济交给了企业去做;二是国际社会给了中国机遇。 20多年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发展之后,中国今天又面临着新的战略转移,用朱先生的话说,是面临着“第二次革命”。邓小平的第一次革命,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朱先生认为,现在是到了确立正确方向前进的时候了,必须“有方向地摸着石头过河”。怎么定方向?要宏观与微观结合,说到底就是要政府转型,真正转换职能,成为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大力发展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公益事业。“政府从宏观上来把握,微观就交给非政府,交给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去做。”朱先生再三强调,发展NGO,不是要跟政府分权,而是要帮政府做事,NGO是为政府服务的。 谈到公益事业的重要性,朱先生说:“我有一个发现,很悲观,就是中国的学者和官员,都大谈慈善,很少谈公益。”他认为,慈善是救济穷人,也是从微观上去做,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也能够做的。但仅做慈善事业远远不够,因为穷人像蚂蚁一样多,你帮也帮不完,救也救不尽。怎么办?这就要从宏观入手,从根本上解决,公益事业就是从根本上解决的唯一办法。公益事业就是结合政府和企业,放到国家民族的大方向、大格局中去考虑,所以政府出钱、企业出钱,NGO来组织,来研究从根本上解决贫穷的问题,让穷人的儿子不再贫穷,于是就兴办教育、研究科学、研究环保和能源、解决社会不平等、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等等。朱先生认为,公益社会就是公民社会,实现了公益社会,什么自由、民主、人权,也都解决了。 共产党如何万岁? 我现在什么都有了,什么也不缺,就缺一个东西,我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说法,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朱先生说,21世纪是不是中国的世纪,还要看中国重不重视公益事业。“如果说21世纪可能是中国的世纪,那就看国家能不能认识到公益事业对于将来富强的重要。如果公益事业不能成功的话,中国只能成为一个一般的国家,21世纪不能够是你们的”。 虽然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很好,但朱先生非常担心,中国的繁荣会不会昙花一现?朱先生认为,经济战争与军事战争是一个道理。军事战争,美国打赢德国,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靠政府宏观指挥有方,军队出力,企业生产先进的武器,民间组织的积极组织与援助,还有人民的支持。也就是说,这是政府、企业、非政府、人民共同团结合作的胜利。军事战争要打胜仗,军队必须有人民的支持。非政府来组织人民,作为政府的支持者。经济战争和军事战争一样。要打赢经济战争,也一样需要人民的支持。而人民一盘散沙,只有NGO才能把人民组织起来。我们今天搞市场经济,也是在进行一场革命,一场战争,同样需要政府宏观调控和指导、企业出力、非政府组织积极配合。他说,为什么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就是因为美国的公益事业——它的地下工作队伍:NGO和基金会。他说,在美国人看来,公益对于一个国家就像空气对于人一样重要,是不需要证明的。 今天中国要做的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公益与市场经济联系起来。“你们做了一道好题目,《公益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新动力》(编辑按,《公益时报》2004年6月1日专刊)。我今天还想提得更高一点,公益能够使共产党万岁!” 朱先生说,中国是共产党国家,信仰的是马克思主义。其实,公益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当年马克思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公益社会,共产主义就是公益社会。马克思主义本身没有错,错就错在苏联太激进了。“100%的公益社会在短时间内是实现不了的,但我们可以先从1%、10%做起,这样,中国的公益事业才会发展起来,共产党也就万岁了。” 多年前,有一位中国老人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句话不知道感动了多少中国人。在昨天的一个公益事业论坛上,朱先生再一次慷慨激昂地大谈公益救国之道。当有人提问,为什么85岁的他还要冒险来中国宣传他的“教义”?老人家说:“我现在什么都有了,什么也不缺,就缺一个东西,我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如果中国在21世纪不能跻身世界强国之列,我死不瞑目!” “如果说21世纪可能是中国的世纪,那就看国家能不能认识到公益事业对于将来富强的重要。如果公益事业不能成功的话,中国只能成为一个一般的国家,21世纪不能够是你们的”。 作者:刘佑平 彭建梅 (来源:公益时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