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中国第一位电视女播音沈力：夕阳红补上爱情课(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1月25日13:24 水母网

　　[人物档案]沈力的祖籍是江苏吴江，在山东长大，原名沈立环，我国第一位电视播音员，又是我国第一位电视主持人。因此，有报告文学作家称她为电视播音主持的第一滴水。

　　沈力，在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史上占有两个“第一”：25岁时成为中国第一位电视播音员，50岁时成为中国电视史上第一位主持人。而今，已72岁的沈力精神风貌如沐春风，她那段迟来的爱情，如同她主持时间最长的《夕阳红》节目一样，像一朵晚开的花，又似一瓶陈酿的酒！昨日下午，在江苏电视台《女人百分百》的录制现场，她向观众老实“交代”了很多，事业、生活、家庭、感情……

　　爱情家庭篇

　　带着老伴参加电视节目

　　在昨日录制节目现场，沈力的老伴也来到了现场，没上台时，在台下静静地看着沈力，一上台幽默的话语让观众掌声不断。1949年，沈力报名参军，认识了一个让她心动的男子，当年由于各种原因两个人没有走到一起，但是半个世纪之后两人又戏剧性地结合在一起。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沈力参军随部队南下，在部队他认识了现在的老伴，他们当初彼此都有好感，但由于种种原因，两个有情人没有走到一块，当时老伴随部队去了哈尔滨，而沈力去了武汉，在他们分开之后沈力就认识了前夫。

　　孙小梅：前不久，温家宝总理到中央电视台来视察工作时，跟您有一张合影照片。我听说，在这个照片的背后还有一段小插曲呢？

　　沈力：总理进来以后先跟中间的人握手，当时跟我说：沈老师，您身体好吗？我当时根本就没有思想准备，没想到总理能跟我说话，我说：非常好，谢谢总理。然后他就去跟两边的人握手，等他入座的时候他又说：您年纪大，您应该坐这儿。我当时说：总理，您快请坐。总理就坐下了。后来台长请总理讲话，总理起身去讲话的时候说：您坐这儿。你说我哪好意思往前坐，我说我不去。旁边是国务院秘书长和中宣部部长，他们就说你要来坐。赵忠祥在我旁边说，你一定要去坐。这时我没有办法，只好坐到那儿了。我就觉得，总理真的是平易近人，我们原来看见领导都觉得很紧张，其实他一下就把距离给拉近了，非常贴近老百姓，非常平易近人。（资料时间：2003年09月27日）

　　夕阳红时补上爱情课

　　1954年已经订婚的沈力去哈尔滨演出，碰到了现在的老伴，当了解到他为了自己还没有结婚，沈力深感内疚，但是沈力不想折腾了，就和前夫结婚了。上世纪80年代初，沈力的前夫因病去世，她独自一人带着两个孩子生活。而现在的老伴在文革结束后，家庭也因种种原因破裂了，就孤身一人来到北京。哥哥给了他一套房子，没有想到和沈力住在一条街上，有一天两个人竟然不期而遇。从那之后，他天天在那等沈力，可是就是等不到她，最后在战友的撮合和暗地支招下，赢得了沈力的心。两个有情人在五十年后又戏剧性地走到了一起。现在的老伴对这戏剧性的结合，形象地描述为“我们两个重新走在一起是‘补上了爱情这一课’。”

　　儿子未成主持人是遗憾

　　谈及现在的生活，沈力说她的生活与大多数老百姓都是一样的。骑车、挤公共汽车上下班，到菜市场买菜，回家进厨房，单位里外忙，一直忙到夕阳相接，从青春忙到白发，从少女忙到老妈妈……要说名人与普通观众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多了一份责任感，言谈举止要对公众负责。沈力觉得对不起两个儿子，把儿子耽误了觉得很内疚，现在大儿子还是中央电视台的临时工，没有把儿子培养成主持人是她做母亲最大的失误和遗憾，但是相信儿子会理解。

　　出身达官显贵大家庭

　　沈力的祖籍是江苏吴江，在山东长大，出生在一个达官显贵的大家庭，祖上是清朝慈禧手下八位军机大臣之一的沈桂芬。上次去周庄，沈力还看到沈桂芬的画像。沈力说父辈时家境已经败落，但是自幼受到的家教家风的熏陶，却注入了她的血脉。儿时的记忆还断断续续地留在她的脑海里。那时家中的规矩很多，例如夹菜只能夹自己面前的菜，老人给夹的菜一定要吃完。有一次，一个奶奶给她夹了一些用胡萝卜蒸的菜，最不喜欢吃胡萝卜的沈力硬是含着泪将这些菜吃下去。沈力的妈妈是一位知书达理的女性，从妈妈那里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懂得了为人应乐善好施；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人者必先正其身；做事则要言必行，行必果等等。这些成为沈力这一生为人处世的准则。

　　事业工作篇

　　中国第一位电视女播音

　　“观众朋友，你好。”这是沈力老师温暖的问候方式，她总是“目中有人，心中装着观众”，暖洋洋的话语让心中的每个角落都洒进了阳光。昨日，出现在记者面前的沈力与其电视形象十分相似，花白头发，形象端庄，说话文雅、亲切，但简单的一件红色上装又使她显得极为年轻。今年72岁的沈力已进入她屏幕生涯的第48个年头了。1957年由部队转业的她到当时的中央广播事业局任播音员，第二年，我国第一个电视台创立，她便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位电视播音员。初创的一年多时间里，她一个人担当了当时北京电视台的全部播音任务，每天清早到晚十点半都是她的工作时间，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那时她好像一只从早到晚都高速旋转的陀螺，疯狂地抛洒着自己的青春和热情，那么不遗余力。

　　因小虫子“贪污”新闻稿

　　当时的中国，电视机都没几台，在这条道路上的人们都如在夜晚行走，他们只能念着“出发就是最好”而一路摸索向前。沈力还向观众老实交代了当年自己播新闻时犯下的一个错误，“当时播音条件不太好，演播室就在一个大办公室里，都是直播，所以不能出一点差错。夏天，很多小虫子在聚光灯周围乱飞，有一次播着播着，突然，一只小虫正好吸到我的喉咙中了。当时面对镜头又不能咳嗽，做出面部表情，实在是说不出话，我只能‘贪污’了最后一条新闻提前跟大家说再见。”但是八年的电视播音，沈力创造了一个端庄、文雅、诚挚、亲切的屏幕形象。

　　《夕阳红》给她最大快乐

　　沈力是以主持生活类节目深入人心的。仅1983年6月，《为您服务》就收到观众信件7248封，而其中有3300多封寄给沈力。《夕阳红》创办仅半年时间，就和《东方时空》一起，成为中央电视台白天收视率最高的栏目，并被评为中央电视台十大优秀栏目之一，也深受观众的喜爱。昨日，一个《夕阳红》的忠实观众特地从兰州赶来南京和她见面，送了一件自己亲手做的棉衣和红色围巾给她，棉衣是她连夜赶出来的，红围巾是本命年的沈力必须要戴的，辟邪。看到沈力现场穿上很合身，这位观众也很激动。沈力看到这样的观众，不禁泪流满面，从1993年主持《夕阳红》以来，这是她用辛苦换来的最大快乐———观众的喜爱。

　　赵忠祥非常感谢沈大姐

　　著名节目主持人赵忠祥在谈到沈力大姐时，他极力称赞，“沈力大姐善良、忠厚、与人为善。”赵忠祥回忆起文革时期与沈力大姐一起共事的时光，那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动乱时期，只要是穿外国式衣服，打扮的油头粉面，就要被打成资产阶级走资派。赵忠祥那时穿的相对时尚一点，如果播新闻的话就会被打成走资派，所以非常害怕。在风头浪尖的危急时刻，沈力大姐挺身而出，主动提出自己播新闻，让赵忠祥不要顶着危险去播。赵忠祥在谈及这一段往事时称，非常感谢沈大姐，是沈大姐挺身承担风险才使自己免受冲击。（记者/李晓静实习记者/张体洋图片来源：央视国际）

　　人物素描

　　沈力，原名沈立环，我国第一位电视播音员，又是我国第一位电视主持人。因此，有报告文学作家称她为电视播音主持的第一滴水。

　　1933年生于江苏。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在文工团任演员。后调至解放军总政歌舞团。

　　1957年，转业，并考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组。

　　1958年，调入中央电视台。

　　1988年，离休。（摘自“赤子杂志”）

　　责任编辑:刘家昌第 1 2 页

　　沈力：难忘的军旅生活

　　来源：赤子杂志

　　小时候，我很喜欢唱一首歌曲：《我的家庭真可爱》。直到今天，还能记得整段歌词：

　　我的家庭真可爱，

　　美丽清洁又安详。

　　姊妹兄弟很和气，

　　父亲母亲都健康。

　　虽然没有大花园，

　　月季风仙常飘香。

　　虽然没有大厅堂，

　　冬天温暖夏天凉。

　　可爱的家庭啊，

　　我不能离开你。

　　你的恩惠比天长。

　　我就是在这样一种家庭氛围中长大的。我比姐姐小两岁，性格较她开朗、活泼，所以格外受到父母的宠爱．每天从家里到学校．无忧无虑、快快乐乐。直到上中学以后，我仍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真像温室里的花草。

　　1949年1月，北平获得和平解放，避免了一场战火的灾难。当解放大军举行入城式那天，市内万人空巷，人们都争睹解放军的英姿，那军爱民、民拥军的场景令人难忘。我和很多青年一样非常渴望当一名解放军女战士。

　　梦境成真

　　机会终于来了。当时，解放大军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前挺进。党中央和军委决定在北平、天津招收一万名大、中学生。通过短期培训随军南下．到解放区去做军队或地方的基层工作。于是，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

　　我报名参军，家里谁都不知道。被录取后．按大、中、小号发下了新的粗布军装和绑腿，着装后，自己感到很光荣、很自豪。趁休假日我到照相馆拍了一张全副武装的纪念照。南下工作团总团的团长是谭政，副总团长是陶铸和邵式萍。总团下设一、二、三分团，我分在一团。

　　从学校到军营，各方面的反差都很大。过去的生活自由散漫，参军后，清晨起床号一响，必须立即起床，晚上的熄灯号催促我们马上关灯睡觉。即使是休假日，外出时，在街上也要三人成行、步调一致，并保证按时归队。

　　那时，我们住在北平城区海运仓朝阳大学。校园大操场是多功能的：它既是军训的操场、做报告的课堂，又是一日三餐的食堂，饭后还是娱乐和球赛的地方。吃饭时，以班为单位，大家蹲着，围成一个圆圈，饭菜放在中间。主食是高梁米，焖得很硬、不易消化，多数人吃不惯。陶铸得知这件事后．让炊事班再做高梁米饭时中间放些大芸豆．焖得时间长一些。由于炊事班做得时好时差，所以米饭时软时硬。当时吃不到新鲜蔬菜，都是从东北带来的干菜，有西葫芦、南瓜、茄子、豆角等。不少学生一到吃饭时候就皱眉头．我也是其中的一个。虽然军营的生活很苦、很累、很紧张，但是大家都能自觉地接受改造，决心过好革命的每一个关口。

　　一天，我穿着崭新的军装回家，心里不免七上八下，家里的亲人能理解我吗?

　　当父母亲欣喜地看到我高高兴兴走进家门时，愣了一下，母亲紧紧地拉着我的双手，眼睛从上往下，反复看了多次，泪水不由得夺眶而出。我连忙说：妈，您看，我这不是挺好的嘛？父母和姐姐都说我胖了，精神了，没想到那难以下咽的高梁米还挺养人。

　　经过短期培训，南工团的三个分团按上级要求，分别成立文工团．由各大队抽调部分人员组成。我有幸被选中，并且分配在演员队。

　　1949年7月中旬，文工团从北平出发，我们自带干粮，乘坐拉货用的闷罐车，七八十人挤在一节铁皮车里．中间挂一个大床单，男女各占一方。从北平到河南信阳，本不算太远的路程。由于大军正在向前推进，有的路段尚待抢修，这趟专列只好走走停停。大家心气很高，伴着隆隆的车轮声．高唱着“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大地……

闷罐车在河南信阳的鸡公山脚下驶入站台。放眼望去，群山环抱，绿树咸荫，高山流水．景色宜人。我们背着行装，乐器，沿着崎岖的山路顺势而上，到达山顶，飘忽的白云从身旁掠过。

　　解放前，蒋介石和国民党要员在山上建有别墅，如今人走楼空，成为南工团一些部门临时居住的办公场地。文工团分别住在几幢空无人烟的建筑物内。驻地周围常有野猪、狼和一些小动物出没。对面是高山密林，一些国民党的散兵和小股土匪时常呜枪骚扰，每当夜幕降临，团里指派男同志持枪站岗放哨，以防不测。有时，文工团到较远的地方演出，返回驻地时．要求按三人一排行进，两旁是男同志，女同志被保护在中间。深夜走在山路上，根本看不见路面，只能跟着前面的人，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耳边不时传来枪声，谁也不敢大声出气，每个人心都缩咸了一团。

　　鸡公山上没有储备粮，没有蔬菜，甚至连烧饭的木柴也要从山下往上背。文工团全体团员隔三差五都要下山去背粮运菜，往返三个多公里的山路。这对于我们这些平时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的学生来说，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第一次背粮．我的肩就被磨肿了，脚也磨破了，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当我负重攀登，感到精疲力竭，总也看不到山顶时，泪水模糊了视线。那时，我恨不得立刻飞回家去．飞到母亲身边，享受家庭的温暖，，可是又一想：不，决不能当逃兵。记得周总理曾对我们这样说过：必须树立劳动观点，只有在劳动中体验，才知道劳动的可贵。是啊，劳动不仅对体能，更是对一个人意志的磨炼。

　　根据形势的发展需要，上级要求文工团利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排练出三大文艺节目。我们这些大、中学生出身的团员，从没进过艺术院校，只有团长是老解放区的文艺工作骨干，大家在他的指导下．凭着高涨的革命激情．日以继夜地工作，较为出色地排练出大型歌剧

　　《血泪仇入话剧《子弟兵和老百姓》和一台综合性的文艺节目。

　　几个月的军旅生活使我从多方面受到教育，得到锻炼。1949年8月，我被批准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在鸡公山上，从广播中听到这振奋人心的消息时，大家情不自禁地围在一起欢呼跳跃。当天，炊事班特意多做了几盘菜改善伙食，以表庆贺。

　　10月中旬，全团奉命下山，跟随南下大军先去湖南，从衡阳再往南行，铁路沿线被破坏，正在抢修，大家只得弃车而行，我们身背行装，头顶烈日，每天以九个华里的速度急速前进。

　　虽然在鸡公山上有过背粮的锻炼，但是怎能和急行军相比?更为严峻的现实还在考验着我。当第一天行军到达宿营地时，我的两只脚底便磨出了好几个水泡，不敢沾地。多亏打前站的同志早早把热水烧好，用热水洗过脚后，团员之间互相帮助，用针穿过一根头发，将水泡挑破，让泡里的水全都渗出，头发丝留在皮下，这在当时是最为简易有效的方法。

　　行军路上，团部特别强调大家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动老百姓一针一线，切实做到秋毫无犯；另一方面强调搞好军中文化生活。每当大家感到疲惫不堪时，群众的歌声便会腾空而起，当时唱得最多的歌曲是《行军小唱》，歌词中写到：

　　长长的行列，高唱着战歌，

　　一步步走着，一步步走着……

　　炮口在笑，战马在叫，

　　战士们的心哪，

　　战士们的心在跳……

　　歌声消除了疲惫，歌声给予了我们力量。

　　我们行军所到之处的许多村落冷冷清清．空无一人，一些小的城镇满目疮痍，一片狼籍。沿途住的房舍，里面什么物件也没有。每到一处，我们抱些干粮铺在地上，由于长时间不换内衣，不洗头，不洗澡，不脱衣服睡觉，女同志的头发上有许多白点，衣服里爬着小虫，头上身上总在发痒。当别人告诉我们头上的白点是虮子，身上的小虫是虱子时，吓得我不敢去看，也不敢碰它。经过男同志的帮助与鼓励，我们的胆子逐渐大了。敢用两个大姆指的指甲把虱子挤死。后来，大家；巴虱子戏称“革命虫。

　　湖南、广西的新解放区常有残存的土匪出没，他们人数虽少，但是非常残暴，这伙人曾经把急行军中落在后面的个别战士绑在树上．开膛破腹。为了保证安全，团部领导组织部分身强力壮的男同志携带枪支、搀扶和保护落在大队后面的体力不支的同志。在这种艰苦恶劣的环境中，大家紧紧地团结在一起，相互激励着，照顾着．不停地向前行进着。在连续多日的急行军中，我终于咬紧牙关挺了过来，面对这次意志的考核，我及格了。

　　漓江之滨

　　1949日年12月，大军解放了广西桂林，我们随之进驻享有桂林山水甲天下盛誉的美丽城市。

　　10个月前，我还是一名青年学生，如今竟然成了一名老兵，成为一名革命火种传播者。那时，我们整天忙于去各处演出。《我为人民扛起枪》，《光明赞》等革命歌曲不时回荡在军营，校园和农村的上空。当大型歌剧《血泪仇》多次演出之后，许多青年深受教育，深为感动，他们纷纷表示：愿意投笔从戎，参加革命。

　　在新的形势下，上级将我们改为桂林军政大学文工团，任务是：配合教学，组织，排练与演出。我们排练了大型话剧《为谁打天下》、《思想问题》，歌剧《光荣花入《两个土匪》等。这些节目在提高学员思想觉悟、进行阶级教育、推动剿匪活动中，都曾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文工团在排练与演出时曾闹过一些笑话。比方说，在上演歌剧《两个土匪》时，有一个场面是我党工作人员对作恶多端的土匪头子举枪，此时后台工作人员要做一声枪响的音响效果，没想到那一天他闹肚子上厕所去了，临走前没把这个任务交给别人。台上的演员举枪后不闻枪口向，没法演了。怎么办?只见演员一手举枪．另一手挡了下嘴，大声喊道：啪!土匪应枪响哎哟一声倒在地下。这样的笑话都是出现在建国初期，至今想起来还觉得十分有趣。

　　桂林军政大学短期结业后，又改名为第二十四步兵学校文工团，服务对象由知识青年改为解放军连营级军事指战员，他们在战场上是骁勇善战的英雄，到学校来主要是提高政治修养和文化水平。团部要求我们要学英雄、演英雄、唱英雄。记得当时我演唱过组歌《歌唱英雄郭俊卿。五十年代郭俊卿被誉为当代花木兰，她女扮男装，参加解放军多年，与战士们出生入死，共同战斗在第一线。她的事迹教育了广大指战员，也深深地教育了我。

　　抗美援朝期间，部队作家宋之的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了一部多场次的歌剧《打击侵略者》。团领导决定，用最快的速度赶排出来．并限令乐队队长十天之内创作出全部歌剧曲谱：在唱词还没谱曲的情况下，演员开始背词、走场，舞美开始制景，曲作者被关在屋里闭门造车，每写成一段曲谱，便立即刻蜡板、油印．然后分给各有关人员。由于采用突击式流水作业的方法，当第个天全剧曲谱工作大功告成时，全剧排练的合成也已进入尾声。

　　在剧中我扮演一位北朝鲜年轻的阿妈尼(妈妈)，在战火纷飞的山路上，身背幼儿，头顶粮食，冒着生命危险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运送给养。扮演这样的角色对我来说难度很大。当时，我阅读了许多反映抗美援朝的报告文学和相关的报道，从这些间接生活中寻找人物和感情的依据。

　　这部歌剧上演后，各方面的反映都很好。中南军区特意调我团到湖南，为回国治疗的志愿军伤病员进行慰问演出。在六天十场的演出现场，有位战士每天都坐在前排正中的位置上，全神贯注地观看演出。后来得知：他的耳膜被敌人的炸弹震聋。尽管一句台词也听不见．但是他仍在一遍遍地看、一遍遍地用心去感受。望着他那坚毅的面容，我的心灵得到净化。能在英雄面前，为最可爱的人演出，大家都感到是件非常荣幸的事。

　　逐步升级

　　1952年初，我被调往武汉高级步兵学校文工团。这是一所培养高级步兵作战指挥员的基地。这里，不仅对学员要求严格，同时对文工团也不例外、，记得在一个周日的上午，我准备到书店去。刚走到校门口．被值勤的哨兵拦住，原因是我穿了一双蓝色的袜子。无奈，我只好回去换部队发的草绿色军袜。

　　五十年代，多数女孩子都喜欢留两条长辫子。到高级步校后，要求女同志一律剪齐耳短发。忍痛割爱前，我去照相馆，留下一张辫子纪念照。

　　在高校，每个礼拜六，要进行一小时我最发怵的军训课。武汉是我国四大火炉之一，到了夏天，静静地坐着也会汗流浃背，更何况在烈日炎炎下操练呢。全团操练最多的是齐步、正步走，特别拔慢步。一只脚踏着地，另一只脚绷直脚面。和地面成四十五度．并且悬空，一站就是十秒钟，一堂军训课结束，我的两条腿像灌了铅似的。

　　那时，文工团的主要任务仍然是为士兵服务，为了配合教学，经常现编现演一些小型多样、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

　　我在武汉这座高温熔炉里工作、生活了；阵近两年。新的契机出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歌舞团下令调我团一部分团员去那里工作，当我听到这消息时，真是喜出望外．能够回到阔别三年多的北京．能够见到日夜思念的父母和家人，内心怎能不高兴？

　　解放军总政歌舞团是全军最高的文艺团体，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必须要加倍努力，勤奋学习，，过去，在部队文工团时也能演、能舞、能唱，就声音而言，是没有受到训练的自然声，从前称之为土唱法或真嗓子。刚到歌舞团时，参加合唱的声音不能和大家融为一体，需要重新学习科学的发声方法。科学发声法的基础是靠气息，练气息便是我的主课。比如，用吹蜡烛的方法去找寻气息源的始末：用想像面对大海吸气的方法去体味腹式呼吸的感觉；用狗喘气的方法训练丹田气呼吸的力度；用憋气和数数的方法延长气息的长度。那时，经常看着表，吸上一口气．看能憋多长时间，我们也常练习数数的绕口令：

　　出东门，过大桥，

　　大桥底下一树枣，

　　拿着竿于去打枣，

　　一个枣，两个枣……

　　起初，我只能数十几个枣．后来，一口气能数50多个枣。肺活量增大，气息也延长了。

　　在合唱队期间．我们曾排练与演出过《大渡河》、《小河淌水》、《黄河大合唱》等许多曲目。每次演出，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去国外访问．大合唱的第一首歌总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每当唱这首歌．我都会感到热血沸腾，无比自豪。

　　1954年，我随总团赴苏联、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等国访问演出，所到之处．深受当地人民的喜爱与尊敬。过去，他们没有观赏过中国的文艺演出，当他们被东方的神韵倾倒时，我们这些文艺使者深深感到：祖国的日益强大，军事实力的不断增强，才会使我们在国际上得到应有的地位。

　　这次赴东欧几国演出．竟为日后我成为专职播音员起了牵线搭桥的作用，当时，歌舞团有一百多人，分别乘坐在几个车厢里。团部有些事情要通知大家，便让我通过车厢播音室的扩音器传达给大家。于是，我成了临时播音员。当我转业时，有位同志先于我转业到广播局工作，她对我说：你的声音很好听。为什么不去做播音员呢?quot;在她的鼓励下，我后来真的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去应考，果然被录取了。

　　1954年末．我随歌剧团赴朝鲜参加慰问演出。到北朝鲜以后，看到一些山头都被敌人的炸弹削平，可想而知，志愿军指战员在那么严峻的环境下，竟然一次次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守住了一个个山头，赢得了时间，赢得了胜利。

　　为了能让更多的战士看到演出．我们常常翻山越岭。虽说大家坐在带有帆布篷的大卡车里，但是在那寒冷的季节，连夜的行程依然冻得我们瑟瑟发抖。困了，就坐着打个盹；饿了，便吃上几口冻硬的馒头和带冰碴的罐头。最让人着急的是，手被冻僵了，方便时，连裤带都解不开。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和志愿军相比，我们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

　　不论是在露天的场地上，还是在地道里，无论面对的是众多的观众，还是寥寥几个战士，大家都全身心地投入，热情洋溢地为志愿军演出。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迫切地感到需要充实、提高，希望能有机会学习、深造。于是，我向领导提出申请．要求转业、就学。

　　1957年，我脱下了心爱的军装，转业地方。在人生的旅途中，8年不算长；然而，对我来说，这8年的军旅生活终生难忘。解放军这所大学校培养了我，教育了我，锻炼了我，使我在人生的起跑线上，明确了前进的方向，懂得了该怎样做人，怎样做事，怎样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练意志。日年的集体生活不断增强着我的组织纪律性；严格的要求，使我恪守着人生的信念。所有这些，在我几十年的人生道路上都起着重要作用。

　　每当想起这段军旅生活，我心中便充满着眷恋深情。简而言之，我想这样表述心声：

　　昔日身着戎装，

　　今朝两鬓染霜，

　　魂牵军旅数十载，

　　宛若依恋阳光。　（作者：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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