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维灿：四百九十二名“县官”之师

　　她，创办了中国烟草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

　　她，曾组织中国西部492名贫困县的县长县委书记到海岛上向官兵学习；

　　她，先后为中国扶贫基金会筹集了1000多万元资金，帮助革命老区发展经济；

　　她，曾获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女企业家、全国“十大扶贫状元”……

　　在员工心中，她是能干的女企业家；在海防官兵心中，她是拥军的好妈妈；在边远地区小学生心中，她是一名关注教育的好奶奶；在老区人民心中，她是扶贫救困的“活雷锋”。

　　早报记者许晓旋／文实习记者丰晓飞图／翻拍

　　烟草合资国内第一个人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改革开放的政策。1979年4月，刘维灿与美国人挂钩筹划合作办烟厂事宜。1980年2月，刘维灿代表厦门卷烟厂在北京与美国雷偌士烟草公司签订合作协议。1980年4月28日，刘维灿与美方在香港签订合同。1980年10月4日，中美合资的华美卷烟厂正式开工生产。

　　在“中国烟草之最”的小资料中，华美卷烟有限公司是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华美投产以来，共生产“金桥”、“骆驼”等卷烟88.32万大箱，累计实现产值53.62亿元，上缴税收25.55亿元，获利润9.57亿元，创汇1.55亿美元，中外股东在投产后几年即收回了3100多万美元的投资。

　　事隔25年，人们对这些久远的日子已渐遗忘，但在78岁的刘维灿脑海里，一个个跳动的数字却依旧历历在目，陪伴着她走过半个世纪的坎坷路程。

　　合资运作引来国务院两度派员调查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身为厦门卷烟厂党委书记、厂长的刘维灿，强烈意识到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已经到来，她把握机遇，把触角伸向国际烟草市场，觅来了美国雷偌士烟草公司生产其国际名牌“骆驼”、“云丝顿”牌号香烟，这在国门刚由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声春雷打开的那个时代，引发了一场不小的“地震”。

　　“观念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自始至终伴随着华美的成长。”刘维灿表示，加工“骆驼”牌香烟，本来是一个利国利民的项目，一些支持者称赞他们为改革开放开了路，是真正“敢吃螃蟹的人”；但协议签字墨迹未干，就招来了上至中央，下到省、市一些部门的非议，认为让美国人占领中国市场是“卖国”、“打击民族工业”。1982－1983年间，国务院曾两次派员到厦门调查此项目情况。一直到1983年冬，中央领导到厂里面视察，进一步肯定此项目是一个成功的项目，华美才获准与美方继续谈判。

　　9个部门批准30多轮谈判

　　从1979年谈判到1988年正式投产，第一家中外合资的卷烟厂筹备了整整9年，其间历经30多轮的反复谈判。

　　刘维灿告诉记者，除了与美方的反复谈判，由于是中外合资企业，当年华美的开办，手续极其复杂。“首先需要得到中国烟草专卖局的批准；然后要得到原轻工部“同意合资”的批准；其后需要由中国烟草总公司同意对外合资；再到工商管理总局注册‘骆驼’香烟品牌；再到国家税务局和海关总署申请关税与税收上的优惠措施；由于当时对外汇方面的诸多限制，还得到外汇管理局征得对方同意；最后还得征得国家计委和国家经贸部的批准。”刘维灿告诉记者，她为此前后跑了中央九个部门。

　　1986年7月，华美终于成立，成为我国烟草业首家中外合资企业，36个国家发布了公司成立的新闻。1988年10月28日正式投产，次年华美经济效益便达到全国第一，成为业内参观学习的窗口。

　　年过花甲培训492名县级领导

　　刘维灿认为，扶贫不是一种恩赐，而是要增强贫困地区的“造血”功能，帮助他们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发展经济效益好的项目，从根本上治贫。

　　刘维灿曾经到过甘肃、宁夏等地，深深感到，扶贫要扶在点子上，中西部地区要走上富裕之路，关键在于领导班子。为此，刘维灿受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委托，在厦门市政府的支持下，筹资百万元资金，在厦门建立中国扶贫基金会厦门培训中心，并出任副校长，主要培训中西部的市、县的有关领导。培训班采取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办法，流动培训、现场教学，每期除听有关专家、学者的专场辅导报告外，还组织学员参观、考察厦门经济特区和闽南地区的永春、南安、晋江、南靖等县市的农业开发典型和成功的乡镇企业。

　　“通过培训扩大他们的视野，转变他们的观念，学习发达地区脱贫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只有领导阶层的观念改变了，才能带动整个地区自上而下解放思想。”

　　为了办好培训班，刘维灿把来自中西部地区学员视为自己的亲人，从学习、生活和考察地点、路线都一一亲自安排。每期培训班参观考察，行程2000多公里，年过花甲的刘维灿都要“奉陪”到底，和学员们上高山，下海岛，以生动的闽南乡镇和三资企业发展的事例教育学员。至今，这个培训班已经开办8期，共培训来自山西、陕西、甘肃、四川、云南、贵州、宁夏、青海和河北、河南省的学员493名（其中仅有一名不是县级领导）。

　　除了日常的培训，刘维灿还不忘把这些“父母官”请到厦门“英雄三岛”，与战士们见面聊家常、谈发展，接受特殊的国防教育。两年内，共有492名县长、县委书记登上了厦门的边防小岛，亲身感受守岛官兵的责任与甘苦。这些“父母官”表示，回去后将把拥军优属、退伍军人安置作为重要工作来抓。

　　深入孤岛被亲切称为“拥军妈妈”

　　1986年春节，时任厦门卷烟厂厂长、华美卷烟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刘维灿，第一次登上厦门的边防小岛角屿岛慰问战士。

　　仅有0.19平方公里大的角屿岛，是闻名全国的“英雄三岛”中面积最小的一个，这里驻守着厦门警备区某海防连。当时岛上条件的艰苦常人无法想象：没有水没有电，一切生活必需品全靠小舢板运载，官兵每人每天只有一口杯淡水，三年不出岛，洗不上一回淡水澡。由于湿气重，许多战士得了关节炎、风湿病。一张水泥砌起来的乒乓球桌，就是岛上唯一的娱乐设施。

　　守岛边防官兵的艰苦，深深震撼了刘维灿。“大家同守岛战士比比看，没有这些可爱的人守海岛，我们能安安心心搞建设吗？”当日，刘维灿执意留岛过夜。

　　此后逢年过节，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刘维灿总要往岛上跑，最少一年上岛两次，最多一年十一次，每年一定要为部队办几件实事。没有淡水，她为部队打井建蓄水池，政府要造专用运水船，她代表企业带头认捐5万元；没有新鲜食物，她为官兵送来了大冰柜和柴油发电机；药品短缺，她不仅亲自购买，还发动厦门中山医院为官兵们送医送药。

　　考虑到战士退伍后的就业问题，刘维灿还在岛上开办了一个战士育才学校，除了教导战士们的电脑、财会、文秘等科目，还为每个战士配备了一把老虎钳，指导战士们学会修理手艺，在退伍后好有一技之长。

　　刘维灿的拥军情也深深地打动着驻厦海防官兵，他们亲切地称她为“拥军妈妈”。一名退伍战士在给刘维灿的信中写到，“当兵上了岛，梦想与现实有很大的冲突，是您一次又一次带领大家来与我们共同度过美好的时光，每次回想起来。都能忆起一段甜美的往事，真令人幸福。”这名退伍战士刚刚结婚，给刘维灿寄来了他和新婚妻子的合影。

　　“最近太忙了，加上眼睛看不清楚，这封信现在还没来得及回。”把这信递给记者翻阅时，刘维灿还为没办法及时给这名老兵回信而十分内疚。

　　面对家人“十杰母亲”却露歉疚之情

　　今年三八妇女节，鉴于刘维灿半世纪以来的拥军之情，她被厦门市妇联评选为厦门市“十大杰出母亲”并颁发荣誉证书。然而握着手中的荣誉证书，刘维灿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出自己对家庭的愧疚之情。

　　刘维灿告诉记者，当厦门卷烟厂正处于创业阶段，大大小小的工作将她压得透不过气来，连儿子出麻疹住院都没空去看望。甚至在二儿子结婚时，刘维灿都没办法赶去参加。

　　由于工作繁忙，刘维灿抽不出时间打理家务，甚至连菜市场都很少去一趟。“媳妇生孩子的时候，我念叨着要给小孩子做件衣服，于是翻出家里的布票想去换几尺布，结果店铺老板跟我说3年前就已经没使用布票了。”女儿生孙子的那天，刘维灿正好赶去杭州开会，结果又错过了。

　　然而让刘维灿颇为欣慰的是，虽然自己抽不出多余的时间来过问这个家庭，可她的老伴和三个儿女对此都没有埋怨。

　　“应该是家庭气氛给了孩子们潜移默化的影响吧”，刘维灿十分自豪地告诉记者，大女儿考上厦大后到美国攻读硕士和博士，回国后又攻读了博士后，现在在厦大海洋与环境学院当院长；二儿子曾在机械厂做学徒，后来到上海交大念了6年半，然后去了德国，现在在北京工作。

　　刘维灿爱国拥军的行动也深深感染影响着她的子女。女儿袁东星在厦大海洋与环境学院当院长，听说战士们想听大学教授讲课，她便坚持每年都上岛给战士深入浅出地讲海洋环保知识。看到战士们文化生活单调，袁东星便组织学生排演节目上岛与战士们联欢。中秋节，她带学生上岛与战士们“博饼”。袁东星说，“爱国拥军，母亲是我学习的榜样。”

　　刘妈妈半世纪的拥军情在她的子孙们身上延续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