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论摘编

　　慧梅在二○○五年《电影艺术》发表了《现实社会需“郑培民”》一文，认为将真人真事尤其是英雄搬上银幕，是一个困难的创作课题。影片《郑培民》从修了十年完工的一条山路切入，统领着全片的艺术构思，其中可见作者的匠心。影片朴实无华的叙事风格和自然简约的影像，恰恰切合了郑培民的质朴人品。这样的朴素、这样的热诚、这样的纯粹、这样的银幕形象怎能不使人感动？影片《郑培民》为同类现实题材的银幕艺术表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人民需要这样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作品。

　　高伟民在二○○五年第一期《世界电影》上发表了《将背叛用于拯救——李安对“中国”家庭观念的诠释》一文，旨在探讨跨文化表达的可能性，作者通过李安的作品，重点剖析了“和”、“尊卑”、“孝顺”、“父权制”等观念，通过移民导演的作品来解析中国的家庭观念。李安的作品既不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货，也不是地地道道的西方货，李安选择不同的时间和空间诠释电影形式，李安的风格迥异的跨文化作品不仅是一个人的生存状态的反映，它折射和强化了日益变动不居的全球化世界的文化困境。作者把李安视为日益全球化的当代文化产品的个案与象征，导演不仅是一件艺术作品的创作者，而且是诠释者，是锲而不舍地致力于形式和主题的跨文化的诠释者。

　　李敬泽在二○○五年第一期《小说林》上发表与网络提问者的对话录《变与不变，这是个问题》，对话涉及了文坛目前的诸如“网络文学”、“80后写作”、“现代汉语的传统”等问题，作者在对话中说，在我们这个时代，生活在急剧变化，新的事物纷至沓来，令人目眩，我们很轻易轻率地断言什么会发生“根本的变化”，我们总是对“变化”及其后果充满期待，而“不变”也许在文化的积累和创造上更为重要。人们的阅读方式决不仅仅是放下书，打开电脑那么简单，书籍是几千年文明历史的积淀，我不相信“根本变化”会如此轻易地到来。美国的网络比我们发达，但美国人似乎并不真的相信人从此不会阅读书籍。我们总是对人和外界的复杂缺乏体认，也对文化的深远宽阔缺乏体认，所以就容易“一根筋”。我们认为一切都在变，但有所变，有所不变，如果我们失去了对人类生活中不变的价值的信念，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危机，它正在毁坏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文化。

　　南帆在二○○五年第一期《文学评论》上撰写题目为《启蒙与大地崇拜：文学的乡村》的文章，考察了全球化与现代性的纵横坐标之中文学的“乡村”。

　　中国古典文学是农业文明的支脉，城市文化的意义并未得到重视。现代文学的启蒙主义从批判“国民性”开始，随着农民成为革命的主力军，乡村被视为现代性的动力。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城乡二元经济使得乡村又陷入了某种困境，“三农”问题成为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双重课题。但是，作为一种美学对象，文学的“乡村”仍然隐含了各种丰富的语义。乡村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生态空间，在文学史上，乡村同时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空间。对乡村的关注与探究，也许能找到诠释我们今天生活来龙去脉的重要密码。

　　（孙辉）

　　《人民日报》 (2005年03月17日 第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