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平 潘睿
最近读了欧阳志远所著《“上帝”的陶杯———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一书，感到该书材料丰富，新意迭出，是一本很有份量的学术专著。在题解中，作者引用了美国迪格尔印第安人的一句箴言：“一开始，上帝就给了每个民族一只陶杯，从这杯子里，人们饮入了他们的生活。”这里所说的上帝，是指哺育了人类多样文化的大自然。从这一点出发，该书通过多角度考察，阐释了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它们对人类共同的生存与繁荣的重大意义，提出并尝试回答了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如何保持多元文化这一前沿问题。20世纪末，世界格局经过激烈动荡后，出现了“一元文化观”和“多元文化观”的对立。
在西方学术界，无论是弗朗西斯福山明目张胆的“历史终结论”，还是塞缪尔亨廷顿冠冕堂皇的“文明冲突论”，都不过是“一元文化观”的变体。它们在全球化的旗号下宣扬西方文化的“优越”，并将它作为一种普世性模式强加给世界。该书在学术界内，首次全面地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鞭辟入理的辨析。首先，自然界中合作与斗争并存。进化论在强调物种演化的生存斗争机制的同时，并不否认生物多样性和生物间的协调，何况达尔文以后自然科学的新发展，也越来越不利于社会达尔文主义：不仅分子生物学的微观研究使生存斗争对进化的作用遭到了严重质疑，而且在宏观上，生态学和系统科学的研究，也在生物多样性对生态系统稳定性的意义方面，做出了深刻的揭示。第二，人类无贵贱。进化论和生物学的研究指出，人类在很大程度上可能起源于非洲。分子遗传学的最新成果确凿地表明，人类之间的区别很小，决定人类差异的基因是那些对自然环境做出反应的基因。这就意味着，任何民族都没有以血统高贵而自恃的理由。第三，文化有差异但无优劣。该书指出，文化有横向和纵向两类差异：横向上，在文化分异的原始阶段，自然环境对文化的形成有重要作用，自然的丰富性决定了文化的多样性；纵向上，不同的文化以不同的速度经历文化进化的各个阶段。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西方文化较早地进入了强势阶段，但这并非优等与劣等的差异。对此，作者提出了一个有创见的判据：一种文化是否优越，主要看它能否与自然界长期共存。于是，作者便不仅有力地回击了由进化论的异化而引发的种族主义喧嚣，而且为多元文化的合理性找到了坚实的生态学基础。以此为基础，作者进一步论证了，保持文化多样性对护佑生态多样性的作用。这一点在全球化汹涌推进的今天，有着格外深切的现实意义。尽管理论上无法否认，多元文化与多样生态息息相关，保护生物多样性、尊重文化多样性就是保护整个人类、阻止地球的毁灭，但事实上，多元文化的保持却不容乐观。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交往日益扩大，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文化趋同的倾向也日趋明显。面对虎视眈眈的西方文化，弱势文化正在不断遭受吸吞，文化多样性面临着严重考验。对此，作者从容地运用了物理学的背景知识，将量子力学中由“互补原理”引出的哲学思想进行了全面阐发，主张用互补思想处理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互补思想是一种对当代社会有最大意义的哲学思想，互补体现着尊重和宽容，更体现着人类共存共荣的智慧。
结合历史与现实，作者认为，相对于作为西方文化内核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社会主义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更能兼顾经济发展与社会平等、生态平衡，使科学理论与传统文化在实践中得以完美结合。因此，人类社会组织模式的最终理性选择只能是社会主义。
《“上帝”的陶杯———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欧阳志远著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