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困境

　　上重厂发生了巨变！这件事多少人盼了多少年；这件事又让多少熟悉上重厂的人至今还有点意外。

　　上重厂全称叫做上海重型机器厂，是中国动力工业之乡———闵行工业区的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它与上海电机厂、上海锅炉厂、上海汽轮机厂并称为闵行千余家企业中的“四大金刚”。由于它们的存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多次来到闵行视察；由于它们的贡献，中国大大加快了跻身于世界电力大国行列的步伐。然而，在进入市场经济之后，由于多种原因，上重厂逐渐走到了破产、解体的边缘：连续10多年每年亏损三四千万元，潜亏达五亿多元。

　　把国家的“宝贝疙瘩”交给谁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上重厂因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而名扬四方。作为国家装备工业的王牌企业之一，国有资产是不能从这里退出的。但是，搞又搞不好，退又退不出，这着实让上级集团公司的领导们犯了难。

　　上海电气集团党委一班人决心破解“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这道难题。一班人思考和议论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把上重厂这个国家的宝贝疙瘩交给谁？”

　　想法易同，良将难求！东北农民的儿子、满脸憨厚的吕亚臣被选中了。

　　2001年7月1日党生日，四十刚出头的吕亚臣走马上任，成为上重厂第12任厂长。

　　三桶冷水和一颗火热的心

　　吕亚臣风尘仆仆地从东北赶来上海。一跨进厂门，就耳闻、亲历了3个故事。

　　头一个故事是厂里后勤处一位老职工讲给他听的。那天，这位老职工去菜场买菜，看到买菜、卖菜两个女的为一角钱吵起来，刚想上前去劝，围观的人小声议论开了：“一角钱现在地上捡也捡得到，这个买菜的为这点小钱打架，肯定是上重厂的工人……”这位老职工说，那女的其实不是上重厂的职工。重型厂穷得出了名，当地人就按谐音叫成“穷人厂”。

　　吕亚臣在厂党委会上又听到了第二个故事。工人收入逐年下降，他们每天上班“六出六进”（早晨6点出家门，傍晚6点进家门），可月收入还不到600元。长期的困境、对企业扭亏的失望，使工人们心急如焚。就在吕亚臣上任的上一年最热的那一天，厂长、党委书记被人从办公楼里推拉着架到楼下，最后站到了电瓶车上，被“责令”回答工人们的提问。

　　第三个故事，则是吕亚臣本人亲历。他到任后，兴冲冲地去为引进的技术人才买房。售楼员一听是上重厂来买房，一张笑脸立刻拉长了，向吕亚臣连连摇手：“你别搞错了吧，上重厂马上要关门了，还买什么房？！”

　　三个故事犹如三桶冰凉的水，浇在吕亚臣身上，浇在他原本火热的心头，令这位东北汉子足足有三天三夜睡不着觉。初来工厂的那几天，没听到对工厂翻身有信心的话。碰到的职工都有一肚子怨气，他们说：“别说从东北调个把人来，就是从天上调神仙来，这厂也搞不好！”

　　吕亚臣感觉到这家国有企业的困难之大，超乎想象。

　　他的心头燃起了创业的火焰，决心豁出去大干一场。

　　没一分钱也要让机器转起来

　　吕亚臣毕竟是行家里手，一上任几道厂长令，这家大企业就有条不紊地运转起来。正当大家眉结甫松时，机器转了一星期就全停下了，一问原因，是厂里此前拖欠应付电费287万元，供电局把电闸拉了。

　　吕亚臣心急火燎地赶到集团公司求援。他说：“才一个星期，还看不出一个人有没有能耐把厂子整好，总得让机器转起来，看看后面的招数吧！”领导们禁不住都笑了，吕亚臣借回来287万元付了电费，重新开工。

　　付了电费，又发不出工资。吕亚臣把目光投向了他熟悉的东北大地，很快到东北组建了一个销售公司专门接生产合同，用一笔一笔的合同定金和进度款，每月分两次给工人们开了工资。不到半年，这家销售公司接了2亿多元的合同。慢慢地，厂里的资金形成了“流”，付不起电费，发不出工钱，筹不到生产资金的窘境逐步化解了。

　　此后，新厂长更是妙着连连：在厂党委一班人的协同、支持下，他先是着手调整产品结构，把产品拓展的重点瞄准为冶金、电力、建材、汽车、造船、房地产等产业提供大型关键装备，当订单越接越多、生产任务像潮水般涌进厂门的时候，他又着力抓企业内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绩效挂钩的改革首先在第三金工车间试点。谁知第一个工作日，在上百号人的大车间里三十几台车床仅有3个车工上岗干活。当天下班后，干部纷纷深入到职工家庭做工作，所有的机车在3天后全部启动了。试点改革的实践达到了两大目标：一是车间技术工人的月平均工资、收入（含四金），从原来的600元猛增到2300元，最高的一线工人月收入达八千多元；二是劳动、工资改革全面开花，各个车间、部门都争先要求绩效挂钩，全厂年机加工时从原来的40万小时翻了一番多，上升到106万小时。

　　“得把工厂当做家，把职工当亲人”

　　偌大一个上重厂，厂长什么时候出差了，工人们都能知道。原来，吕亚臣不是一个习惯泡在办公室里的厂长，一有空他就往下面跑。到车间看看情况，在机床边与工人们说说话，能发现生产、经营中的许多问题，还能知道仓库里的备品备件和各种材料，多了什么，短了什么。最多的时候，吕亚臣一天要下车间五六次。去得少了他觉得心里不踏实。因此，要是工人们几天见不着厂长，那些日子他准是出差了。

　　物资处长老王说，吕厂长各个车间跑得勤，对这么个大厂的家当，心里比我还清楚。有一次，车间里要添置两台机床床身，我刚打算去买，吕厂长说不用买，废钢场上堆着呢，快去运来。我赶过去一看，那里果然放着两台机床床身。

　　吕亚臣身边有个小本本，办公桌上有台计算器，千百样备品、材料和办公用品，他那里都查得到价位。吕亚臣认为，国有企业成本降不下，效益上不来，一个重要原因是“工人当家不作主”，企业里遍地是黄金、到处有浪费。降本是国企永恒的主题。过去，上重厂产品都用木材包装后交货。吕亚臣来厂后，提出改用竹胶板包装，省下了一半费用。之后又要求所有物资都比质比价招标采购，能用直销方式的，就不通过中间商。上重厂每年仅竹胶板一项就省下了300多万元。

　　厂里一年生产磨煤机500多台，机上有个配件磨锟头是个大家伙，七八吨重。吕亚臣以其扎实的专业知识，经过精确计算，提议将锻焊结构改成铸件结构，工艺一改，质量不变，一年能省下3800多万元。

　　“把工厂当成自己的家”，吕亚臣确实做到了，每年多少笔支出，大账精算，小账细算。为了企业技术上台阶，几亿元的投资他也批了；而几百元的支出，只要觉得没必要，他也卡了。

　　吕亚臣下车间时看到，三十七八摄氏度的酷暑高温，工人们一天出几身汗，手上有油污，汗水把眼睛迷糊了也不能擦，他立即批出一笔钱，为每个车间休息室同时装上了空调。可是厂部办公室一台空调也没有。厂长们的办公桌都是近半个世纪的“杂牌桌”，沙发一坐下去能感觉到硬硬的地板的存在。“更新一下又得花钱！”拖了一年又一年，吕亚臣总也提不起笔为自己和办公楼里的同事们批钱。厂里经济稍稍宽余，他又批钱租来22辆空调大巴，每天接送上下班的工人。“工人累了一天了，路上、回家得让他们好好休息！”厂长从心底里把工人当亲人看待，时时记着自己是共产党员、是企业的领头人，应该吃苦在前。当空调车第一天驶出厂门时，车上好多职工都流泪了。

　　“咱们厂的‘大戏’还在后头”

　　新年的钟声刚敲响，上重厂又传出喜讯：我国第一根国产船用曲轴在这里下线完工，将安装到大型出口船上，驶出国门。这一重大举措，打破了日、韩垄断，结束了我国对这一低速柴油机关键部件全部依赖进口的历史，实现了中国造船业里程碑式的飞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专此作了两次批示：“为上重厂的同志们加油！各方都要全力支持攻关的勇士们。”“脚踏实地，步步攀登！”

　　凤凰涅！从一个濒临破产的企业，到提前建成为我国东南沿海最大的重型机械制造基地，上重厂已今非昔比：企业主要经济指标连续3年增长幅度居全国同行第一。与3年前相比，全厂销售收入猛增5倍，达到19亿元；工业总产值增长4.6倍，突破21亿元。这三年中，上重厂投资5亿多元，技术能级大大提高，生产能力成倍增长。今年头两个月，已接到订单3.5亿元。

　　吕亚臣并不满足这些。他说：若没有今天国家这么好的产业政策，若没有前任厂领导分流富余人员打下基础，若没有上级党组织和厂党委全力支持，我什么事也做不成；而想到上海有这么好的产业链、有这么完善的科研服务体系，有理想的交通、采购、加工配套和客户资源，企业发展的条件如此优越，我觉得自己做得实在太少！

　　吕亚臣在下车间时与工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是：“要做就要做第一，我们厂的‘大戏’还在后头！”他这“大戏”是指什么呢？翻开厂长的日记，上面赫然写着：“上重厂明天的目标———日本三菱、韩国斗山！”

　　本报记者张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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