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一场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遍及全国，55万人一夜之间变成了“人民的敌人”。最高领导指示，“右派分子”占知识分子总数的百分之一、二、三，最高可达百分之五、百分之十。当时政治生活的习惯是自上而下，层层下达指标。因为并没有颁布一个“右派分子”的统一标准，到了基层，因为普遍文化水平低，又少有报纸、广播，“运动”精神全靠口头传达，所以便产生了不少笑话、恶作剧。
我所在的小城是个县级市，区为科级，街道办事处为股级，街道下属单位就是枝杈级、毛毛级了。五金门市部的8个人分别是焊锡壶的、打马掌的、打镰刀的、配钥匙的，刚刚公私合营起来，也都有了干部身份。党小组长听不大懂文件，只带回来一个指标。他听着“右派分子”和“积极分子”差不多，反正都是“分子”，交给大家选举吧。选来选去推出一个小伙子，手脚勤快，又正在说媳妇，正需要添彩呢。木器社13个人，分别是做家具的、打风箱的、合棺材的、旋擀面杖的、制秤的等等。他们的党小组长人精一点，四舍五入只要了一个指标。他也不识字，只觉得“右派”和“派工”差不多，都是一个派字，抓夫、上河工、出担架什么的。不愿得罪人，干脆让大伙儿抓阄吧。让一个年纪大的做了13个纸团，做好后他抢先下手抓，心想第一个抓中的概率小些。不想打开一看，这个指标正好落在了自己头上。
到了区级机关就不同了，不仅要人头，还要上报材料，整理“右派言行”。基层单位距政治中心最远，人们不关心国家大事，就要从鸡毛蒜皮中深挖细找，上纲上线。上级号召剧团上山下乡，豫剧团主演有胃病，当副团长的他爹劝道：“你身体不行，咱们上山上唐山，下乡下新乡。”这一句罪状就出来了，说是“破坏党的文艺政策”。
各级机关的“反右”大权掌握在“五人小组”手里，党内一把手自然是“左派”，拿着手电筒照别人，其中难免有假公济私的。供销社党支部书记要整一个副主任，想起一次打扑克时，那副主任向对门说：“使出吃奶的劲儿，把他们打下台。”算起旧账来，让支部书记下台还不是让党下台，指示那天打扑克的另外两个人写了旁证材料。团支部书记小常出来讲情：“副主任人也不错，就是嘴臭，你高抬贵手，把他当个屁放了吧。”支部书记驴脸一拉，厉声说道：“你身为团干，党的助手，怎么划不清界限，我看也得与‘右派分子’同样对待。”
如此荒唐可笑的事例，当时可是何等的严肃、残酷。“右派分子”帽子一戴就是二十多年，发配农场劳动改造，不仅自己吃苦受罪，并且祸及家属子女，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以平反，重见天日。可悲那个小常，档案里并没有结论材料，还没法落实政策，是一个假“右派”，白白陪了二十多年绑，小常变成了老常。因为社会上宁左勿右，竟然没有一个人给他说过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