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岁月的记忆》有奖征文我住在何厝，这里盛产鱼虾海蛎。我们村的东南面是蓝蓝的大海，金门岛就在村的东面，依稀可见。
四处逃难
60多年前的一天深夜，金门方向不停传来隆隆炮声，人们被惊醒了。只见金门上空红云滚滚，大家纷纷议论：金门沦陷了，日本鬼子来了。日本鬼子侵占金门后，白天派飞机轰炸厦门港电厂等设施，夜间出动军舰到小金门海面，探照灯直射何厝、前埔一带，如同白昼。村民不敢出海捕鱼，不少人尤其是老人小孩纷纷离开家乡。我只好停学，跟随妈妈避难，流浪他乡。1938年5月中旬，日军从五通、何厝一带登陆。登陆前夕，我紧张地跟着妈妈等亲人匆匆由湖里区围里村乘木船逃往同安潘涂村。一艘大木船拥挤着百来个难民，多数是老人、妇女和小孩。船抵达潘涂海边正逢退潮，年轻人争先恐后跳进水里，踩着滩涂烂泥，直往岸上跑去。缠着小脚的老婆婆从没有走过烂泥路，似爬像走，踉踉跄跄。偏偏这时传来飞机轰鸣声，人人紧张万分。还好，敌机绕船一圈扬长而去，逃难的人们才松了一口气。到了同安潘涂，举目无亲。潘涂又在海边，说不定敌人会来进犯。后来妈妈说同安莲河有个妹妹，想去投亲。厦门至莲河，交通便捷，公交汽车只要几十分钟。可是在1938年，公路不少路段被切断（以防敌人汽车通行），道路崎岖，要绕道而行。我们一行数人，老的老，少的少，边走边歇边问，竟走了三四天才到达莲河村。莲河的阿姨家里拥挤不堪，我们只好租民房。妈妈天天脸上挂着阴云，我又没有地方念书。在那里只住数月，却度日如年。后来听人们说鼓浪屿最安全，不属日本鬼子管辖。我妈妈决心逃到鼓浪屿。经好几天的奔忙，经新店、马巷、同安城、潘涂、杏林，最后到了海沧某渔村。选一个漆黑的夜晚，偷偷登上了小木船，向鼓浪屿飘去。人人屏住呼吸，不敢发出丝毫声响，万一被敌人发觉，必遭机关枪扫射。
失学一年
登上鼓浪屿，顿生安全感，这里不见耀武扬威的日本士兵。但是小小鼓浪屿，一时拥进数万难民，吃住成为棘手问题，不少难民露宿街头。我妈妈四处寻问，最后才在内厝沃牛皮厂后面租到一间租金较低的破旧瓦房。屈指一数，我已经失学一年了。我妈妈先送我到福音堂补习班，补习几个月后进入正规的福民小学（现为人民小学）。我大概过了两年多的平静生活。然而好景不长。正当我和同学们兴奋地迎接圣诞节时，一觉醒来，街头已经出现日本士兵和太阳旗。自从日军进驻鼓浪屿，我又失学了。我爸爸原在菲律宾谋生，为避战乱，逃难进入山区密林，结果患病无医，不幸死于山区。汇款断了，我们母子的生活成了问题。由于无法再付房租，1942年春天，我含泪离开学校，和妈妈回到何厝乡下。
艰难度日
当时粮食十分紧张。我们家在农村，山上却没有一寸土地。妈妈日夜替人家缝补衣服，换来一点粮食，我上山砍柴禾，捡红薯根。那时，老百姓吃不饱，经常传出因饥饿死人的消息。当时厦门按照户口，居民每人一个月供给碎米12斤。何谓碎米？谷子加工后有的米是完整的，有的米被碾碎，伪政府即把破碎的米供应沦陷区百姓。我家在农村还算幸运的。夏天是收花生的季节，我们便拾捡花生果。花生超过成熟期，花生果在收成时容易断于地里，我们就用锄头挖翻。有一回，我和堂哥在公路旁已收成的花生地里拾捡花生，后来看见田头那边还有几株绿豆，便顺手摘了十几个成熟的绿豆荚。不巧被路过的日本警察看见，便说我们偷庄稼，不由分说，把我们带到何厝分驻所（相当派出所）。警察没有审问，拿来一把1米长的木棍，要求我们俩互打。开头我们应付打几下，当然没通过。最后我们感到反正跑不掉，就彼此重重地打了五六棍，警察才满意地点头，我们兄弟俩含泪离开何厝分驻所。为了生活，我还出卖劳力苦力。1944－1945年间，日本鬼子预感到末日来临，就在五通海边加紧修建防御工事，强迫农民出工，三四天就轮一次。我未成年，不受摊派，但常常被雇去五通修工事，一天工钱是两斤大米。工钱虽然不高，可是我们十几岁的孩子都争着做。何明延(厦门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