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江先民谜踪

　　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

　　这样的问题，以“东方第一大港”为核心的古代刺桐文化，令700万泉州人骄傲了许多年，却仍然没能给出一个清晰的答案。

　　目前所知道的，只有这么一个大概：现有的泉州人，大多数是衣冠南渡的晋人后代，现有的闽南语，是中原古汉语。

　　至于，晋人南渡之前，晋江流域的先民是怎么生活的？他们都有哪些聚居点？晋人南渡之后，是怎样反客为主在这片土地扎下根来的？晋江流域早期人类是怎么生活的？等等问题仍然在探索之中。

　　长期以来，由于考古科学研究几近空白，泉州又被考古界称之为“谜一样的泉州”。

　　5月13日，“泉州晋江流域文物考古调查”启动，来自省文物局、省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厦门大学历史系及泉州考古队的专业人员，兵分三组沿江而上，进行为期60天左右的野外调查。学界试图通过这次调查，了解这一区域早期人类聚落的演变过程，重建该区域的古代文化谱系。

　　我们期待，60天后，会有一个清晰的答案展现在我们面前。而在此之前，我们仍然得从已有的那些蛛丝马迹中，去破解心中的疑问。在过去的一星期里，本报记者兵分两路，跟随考古队员徒步野外，以第一时间，与专家同步，探索晋江先民谜踪。

　　今天，是晋江流域文物考古调查正式启动第10天。

　　过去的一个多星期里，考古队员翻山越岭，时而在偏僻的野草坡中搜寻，时而在番薯地里拨拉土疙瘩，时而猫着腰在坟堆里巡查；差点被误以为是偷番薯的小毛贼、捕蛇人；还有一回遇上在野外聚赌的赌徒，被盯上了梢……

　　尽管目前，调查还没有突破性的发现，但队员们表示，调查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收获。也许“奇迹”，就在下一阶段的调查中。

　　16日队长的新提议

　　16日，考古队一行9人结束了对首站石狮的文物调查，在泉州市文物局出宝阳副局长的带领下抵达晋江，展开为期4天的文物调查工作。考古队员在当地文博人员的配合下，分为三组行动，陈兆善队长（省博物院研究员、教授）同时兼任其中一个小组的小组长，另外两个小组长则分别由省博物院文物研究中心的温全松、羊泽林担任。

　　下午，陈队长就晋江区域调查的前期工作，与晋江文物部门进行了沟通协调。他说，晋江历史悠久，是这次考查的重点区域，尤其是沿江、沿海乡镇，更是重中之重。本次考古调查的内容重点是，泉州晋江流域和沿海居民土著居民（从远古人类至闽越族）史前文化遗址和汉唐时期汉族人民开发晋江流域和沿海地区的早期聚落遗址，以及其他不同时代的遗存。

　　按计划，本次在晋江市考古调查的范围是安海、东石、英林、金井、深沪、龙湖6个镇村。但陈队长在分析了晋江历史后，认为调查应该扩大至该市所有的镇、街道。尽管条件有限且工作量大，但这样一来取得突破的希望会更大一些。

　　据队员介绍，上世纪70年代，全省也曾进行过这类大范围的调查，但由于当时交通工具和人力财力上的限制，调查工作没能进一步深入，造成现有此类资料的严重不足。近年来，城市规模的不断发展，文物遗址、文化遗存的现状如何？这引起学界的强烈关注。

　　因此，考古队员们都认为有必要在以前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范围，既希望能有新发现，同时也可以对已知的遗址和文物遗存进行全面摸底。陈兆善说，文物考古调查与考古发现挖掘有所不同，考古发现是在一个“点”上进行深入挖掘，目标非常明确，本次野外考古调查则是通过各镇、街道可能存在早期人类活动的痕迹，采集地面残余器物标本，考察、记录遗址的埋藏特征；勘测、记录遗址的古环境与聚落特征。以点串线，从中了解早期人类活动的范围和规律。

　　17日被误为捕蛇人

　　野外调查材料应包括图表、文字记录、照片三大类。

　　“本次调查所有材料必须符合编写地图集，建立文物档案的要求。”陈队长介绍说，文字记录要标明遗址、所处区域、区划、面积、高程、距离与方位、保存状况、时代和文物保护单位级别。

　　除了必要的交通工具外，队员们在野外工作的工具都十分简单。每人一肩背小挎包，还带有体形小的数码相机、手铲、木棍、塑料袋。

　　17日，晋江市的考古调查进入实质性阶段。队员们深入紫帽、池店、内坑三镇，兵分三路。而每组队员抵达目的地后便分头行事。

　　当天，温全松带领的考古人员分别出现在内坑镇的荒山野岭时，附近群众看他们“鬼鬼祟祟”，大白天在山坡上“游荡”，疑为小偷出没，于是出来喊话：“地瓜还没熟，不能吃！”

　　而陈兆善深入到人迹罕至的山坡时，却突然发现山坳中有人探头张望，注视着从不同方向走来的他们。根据经验，陈队长知道是遇上躲在山上聚赌的赌徒了，这种情况在野外工作时曾遇到过，为了安全起见，他只好绕道前行。在池店的一处山坡上，羊泽林带领的另一路人马，从原已发现的早期人类遗址处，重新捡到了几枚商周时期的陶片。当天，他手持木棍在杂草间寻找不同年代的遗存时，又被误以为是捕蛇人。

　　18日一场空欢喜

　　18日，是近段时间来最热的一天。考古队一大早就起床，整理行装后，又开始深入安海、磁灶、罗山、青阳等地勘察。

　　临近中午时分，陈兆善一行正准备下山吃午饭。临走时那一刹那间，在红土层中，他偶然见到一段类似骨骼的横面，轻轻敲打后发出清脆的声音。太好了！这可能就是骨头的声音。顾不上毒辣阳光的炙烤，他赶紧掏出照相机，拍下这让他激动不已的“发现”，并招呼队员们上前，一阵忙碌后，“骨头”被手铲慢慢挑开……

　　几个人紧张得屏住呼吸，缓缓清理掉附在上面的泥土后，没想到竟是一段破碎陶缸的外沿。哎，真让人空欢喜一场。

　　20日东海发现文化层

　　又是一个大晴天。记者跟随羊泽林带领的考古队，同行的还有省专业考古队的程璐和晋江博物馆的张卫军等队员。当天考古队第一站从深沪镇金屿村开始，与该村毗邻的是东山村，两村相邻的山坡呈凹状，形成了东海。

　　上午9点左右，天气炎热，海风有些烫人。羊组长与程璐、张卫军开始行动，沿着海岸边的山坡一路走去。他们时不时地弯下身子，俯视着地面，像“拾荒”者，在长着相思树、木麻黄和密集的杂草山坡上，他们寻找着古人生活的痕迹。通过地面或土层中的遗存，推断晋江流域和沿海地区土著居民（从远古人类至闽越族）史前文化遗址和汉唐时期汉族人民开发晋江流域和沿海地区的早期聚落遗址。

　　一天下来，考古队员们从金屿穿过科任村，从东海一到坫头，包括古遗址到开发区周围的红壤土层，徒步走了数十公里，只有一些宋和明清时期的瓦砾和瓷片，早期的古人类遗址、遗存难觅踪影。在东海山坡一处土层中，羊组长发现了一处文化层，从中找到一些疑似宋代的残存物。

　　几天下来，十多位考古人员在晋江市上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寻找，没能发现“奇迹”。

　　至此，只能将希望寄在下一阶段的调查整理中了。

　　晋江沿海仍没有新发现

　　文物作为一种文化符号，见证了人类发展的进程，它的答案很重要，它的发现过程，同样也是激动人心。

　　由于缺乏对闽越族人早期在晋江流域活动的实物资料，队员们原本期待这次晋江沿海乡镇的考古调查，能有一点前所未有的惊喜和发现，但4天的调查结束了，“奇迹”和“惊喜”并没有降临。队员们总结后，就“此次晋江沿海未发现唐以前遗址”这一结果的产生原因，提出了数种可能。

　　4天调查的意义

　　陈兆善说，过去在晋江考古发现中，曾出土一些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的石器，都充分说明早期人类活动的痕迹。

　　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生王新天说，人类发展进程中，不同时代都有不同的文化特征。“我们就是通过这些先人遗留下来的残遗器物，分析出他们当时的状况。”在调查中，他捡到一枚残缺的碗底，是唐代之物。对此，他介绍说：汉唐时期，人们席地而坐，只有简单的茶几之类的摆设，所以碗都是玉璧底（平底）的，宋代后，家具得到发展，以后的碗也就发展成圈足底的。

　　本阶段调查，虽说没有突破性的发现，但也是一种收获。陈队长说，沿海乡镇没有新发现唐以前的遗址，可能有几种情况：一是当时人口数量有限，晋江沿岸可供早期人类生活的需要，没有必要迁往海边；二是海边水源不足所致，早期生活上最依赖的莫非就是水源；水保证生活之用，还能为农业生产提供保证；另外一点就在于海风（台风）影响。由于早时自然条件恶劣，先人居住在海边一带相对较少，再经过上千年时间的冲洗，有的已经散失，有的埋入土中，加上现在耕作少了，山坡上杂草丛生，要发现有价值的东西确实很难。

　　已发现的遗存

　　仅剩两处

　　应该提到的是，这次晋江范围的文物调查工作中，在内坑思母山和池店镇，分别找到了以前发现过的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的遗址。其他遗址因早年基建已没能找到了。思母山，据史料称，宋德二年（1276年），元军统帅伯颜攻下临安，宋幼帝南逃泉州。相传，在行至十五都一小山边，思念母亲，即于山顶平坦处清扫一席之地，列瓶花祭献，此处至今不长草，亦无碎石。幼帝遗下两支班芝花，植于地即成活，至清代犹存。其地人称“御里”，称山“思母山”。如今，思母山还保存着早期人类活动的痕迹。

　　最后，陈队长十分遗憾地说，通过调查，说明晋江流域有关早期人类遗址的新发现的可能性不大。有些村落的台地很好，有台阶、有水源，就是没有任何发现；磁灶下灶村有七八处非常像样的山丘，也是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本想从一些可能存在早期人类居住的痕迹中寻找，可惜目前都没有新发现。

　　对此，他分析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种可能：一是历经时间太长，残遗器物由于地质变迁被雨水冲走；二是开山取土和当年农业“学大寨”时平整土地所致；三是近年来的城市建设、修建公路设施遭破坏了。此外，考古队靠步行不可能到达每个地方，即使到过了，也因为植被茂密，凭肉眼很难从建筑物中或草丛中发现新的东西。

　　据考古队员们介绍，两年前，省考古队组织人员调查闽越族早期人类遗址时，在闽北一带曾有发现，但沿海一带却鲜有这方面的信息。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省、市文管部门均组织过泉州地区的文物普查。当时虽没有把晋江流域单独列为一个专题，在普查的过程中也涉及诸多流域周围早期人类开发的痕迹。

　　1958年开始，在普查永春、南安、德化、安溪的过程中，就发现晋江流域72处新石器遗址。

　　1976年之后，又陆续在晋江流域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大量早期墓葬，其中最早的墓葬是南安丰州庙下村的西晋太康五年（284年）墓，也是全省迄今发现最早的纪念墓。之前的积累，为本月开始的晋江流域考古调查提供了详实的资料。

　　上周，本报记者 特地寻访当年参加调查的部分考古工作者，讲述当年那些激动人心的发现过程。

　　蝴蝶山惊喜

　　讲述人：黄炳元曾参加南京燕子矶、北京周口店、福建昙石山等典型古人类遗址发掘工作。20世纪50年代，在闽东南地区进行文物普查工作，发现古人类重要遗址与古墓葬，组织发掘古窑址、古墓葬、古遗址数十处。

　　1957年的2月中旬至5月间，我在南安一带配合基本建设进行文物普查，在石壁水库坝区附近的蝴蝶山、熊山、后溪山等处都发现新石器遗址，当时采集到石器8件、陶片200多件。其中在蝴蝶山发现的肩右斧、刃部两侧展开，是省内较少发现的石器工具！这，是蝴蝶山给我的最大惊喜。

　　蝴蝶山是一座不高的长圆形山丘，与熊山毗邻，中间隔着田垅和小溪流。熊山上的遗址半周平坦，呈马蹄状，这样的地理位置很适合古人生活。熊山上发现的是以印纹硬陶为多，陶片表面多饰有方格纹以及席纹等，是省内石器时代共有的特征。

　　石壁水库的发现，证明这里曾有早期人类活动的遗址，整个调查共在4个县发现72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永春29处、南安29处、安溪11处、德化2处。

　　闽南大部分是山区，丘陵起伏，河流交错，较大的河流有晋江、桃溪、东溪、西溪等，新石器遗址便分布在河流两岸附近的丘壑上（一般高5米至100米左右）。

　　桃溪，是永春境内较大的河流，两岸有些较为平坦的谷地和山丘，遗址便分布在这些地方。我们在29处遗址曾采集到石器25件、陶器10件、陶片1402片，完整的陶器有陶罐、陶杯、陶豆、陶纺轮、双耳釉陶罐等。最具特征的是在29处遗存中有17处采集到釉陶，釉陶分青绿和黄绿两种。

　　南安北部多山，南部为丘陵和平原，并临海，东溪和西溪川流而过，许多小支流又交叉在其间。遗址大都分布在河流两岸的丘陵地带，采集到的器物是最丰富的，除了陶器和石器之外，还在寨仔山发现铜器和贝类，铜器是一件方圆刃青铜锛，稍有些残。

　　安溪西部多高山，境内有西溪。遗址多分布在西溪及其支流两岸背山面水的山丘上，可是遗物非常缺乏，没有找到完整的陶器。德化境内高山峻岭，河流不多，平地少，遗址只有3处，以硬陶片为主。

　　50年过去了，以前调查的遗迹也许已经消失了，从现有的基础资料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可以说比以前要困难很多。即使如此，我还是对此轮调查充满了期待！

　　丰州古墓的惊人发现

　　讲述人：郑焕章原泉州市文管办副主任研究员从事文物工作30多年，曾参加过宋代古船发掘、隋唐墓葬等大型考古发掘工作，还多次参与城市规划前期文物踏勘，包括“四山两江”、“西街”等。

　　20世纪80年代，我在泉州文管会期间，正赶上全地区搞文物普查，我就在那时协助永春、南安、惠安三地的考古工作。

　　最开始在永春桃溪两岸，发现一些新石器时代的器物。后来在南安发现一些汉代的陶片，可不是很多，而且存在地表上，因为不是遗址，所以当时没有进行发掘工作。

　　1982年1月，原南安丰州庙下村徐通延在建房挖基时，发现一座“太康五年”的纪年砖室古墓。我和同事刚到达目的地时，墓葬已被破坏，墓中积土被扰乱，随葬品取出敲碎，并随墓土堆在附近龙眼树下。墓砖上书“大康五年立”隶体纪年文字。

　　出于职业的本能，我们一边调查访问，一边对残存的墓穴进行清理，对那堆乱土细心扒拨拣选，尽量收集混在土里的随葬物品。

　　最后，从土里拣回船形双连陶灶、陶甄和器盖1件，加上墓后壁龛中的双扁耳小盂和墓后地下清理出土的陶斧等较完整。用其他碎片修复的器物有三足陶盆、陶罐等多种。从造型和装饰上都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文物专家研究，“大康”即是“太康”，是西晋武帝司马炎的第三个年号，再从墓室结构、墓砖纹饰和随葬器物特征来观察，都是明显的西晋风格，距今已1700多年。

　　在此墓发现以前，福建发现最早的纪年墓是太康八年（287年）墓。从墓室形制和随葬器物分析，墓主人绝非一般平民，属于中原迁入的士大夫阶层。

　　晋人何时开始南渡？以前都普遍认为在西晋末的永嘉之乱发生后。林胥《闽中记》曰：“永嘉之乱，中原士族林、黄、陈、郑四姓入闽。”还有《福州府志》、《仙游县志》、和《林氏两湖支谱》等地方志书和谱牒中，也都记载是自永嘉开始。而西晋太康五年墓葬的发现，可以说明晋人衣冠南渡早在西晋初晋武帝司马炎统治期间就已开始。

　　音楼山遗址的启示

　　讲述人：黄天柱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服务于省文博部门；1977年秋，调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先后任考古组与学术组组长。曾对泉州瓷器、海上交通、宗教等多个专题进行调查、研究

　　1977年，我调回泉州后，参加了有关回族、海交史志、陶瓷、丝绸、宗教、华侨以及系统普查等各种研究。

　　当时，一年中有半年都是待在外面的，有时在一个地方住几个月也是很正常。一双胶鞋、一个书包、一个水壶、一本笔记本、一根钢笔，再加上简单的工具，就是全部装备了，靠着这些，我走遍了泉州各个县市，甚至还到莆田和仙游。每做完一次调查，都把资料整理成油印本保存，现在海交馆、文管所等都存有以前的资料。

　　说到晋江流域，以前没有做系统调查，只是某地区的附带。过去的观点是晋江的开发是晋人南渡之后的事情，但从考古所得来看，原始社会已有人生活、聚居在这里，丰富的人类活动遗迹已露出端倪。

　　1978年，海交馆和惠安文化馆在百崎调查回族史时，发现了音楼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还先后在涂岭公社的松园大队山坡上和芦扑向西人村的坡地上，捡到原始人磨制的农业生产工具——石锛和狩猎用的石箭镞。在惠安城关南门外2里许的一个山坡上，曾采集到石锛和陶片，在峰崎山下和西楼村渠道中分别捡到石锛和石镞，在黄塘和涂寨的地表及山洞中也采集到石锛等物。惠安的中部、东部、西南、东北、西北等地都发现古人活动时遗留下来的遗迹和遗物。

　　音楼山新石器遗址也属“贝丘遗址”，1979年第2次地表采集，共收集各种陶片100多片、石蛎1件、陶拍1件，当地居民还捡到过陶网坠，陶器以具有东南沿海文化特征的几何形印纹陶为主，还发现一片红色半叶状彩陶片。

　　惠安也属于本次晋江流域考古调查范围，这些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能说明什么呢？我认为，它说明约距今1万年前，惠安就出现新石器早期的农业和制陶。根据惠安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所采集的遗物分析，生活在滨海的古人，以捕鱼、拾贝为主要生活手段，以农业为辅，古人和后人一样是“滨海业海、亦不废农事”，山居的古人，则以狩猎与农耕并重，但他们都同样可以普遍地烧制各种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