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日报系：警惕“不落腰包的腐败”！

　　为保证中低收入居民的住房需求，政府推出经济适用住房制度和廉租房制度。但是，近几年许多城市热衷于以地生财，对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思考甚少。许多城市房地产业一派兴旺、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的繁荣景致掩盖了一部分居民住房困难的问题。相关规划被搁置了。据统计，2004年我国商品住宅的投资结构中，经济适用房投资比重从2003年的6.13％下降至4.61％，为1998以来最低。近5年间减少了6个百分点。

　　日本政要否认战争罪责的主要论点是自欺欺人的所谓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大东亚”理念、“大东亚共荣圈”构想是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的思想基础。大东亚理念由来已久，其理念创始人佐藤信渊（1769—1850）曾说过：“皇国欲开拓他邦，必先吞并支那国。如果强大的支那尚且不敌我皇国，更何况其它夷狄乎。”他的扩张思想为近代日本大陆政策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他的一些主张也被后来的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付诸于构建“大东亚共荣圈”的实践中。

　　人民日报经济茶座：巴丹木告诉我们什么？

　　巴丹木为什么产量如此低？千百年来，大家只埋头种植、采摘，很少有人去探个究竟。两年前，自治区农科院一位科研人员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他研究发现：巴丹木虽然与杏、桃、梨一样，同为“虫媒花”，但巴丹木花远远不如杏花、桃花、梨花香气浓郁，如此，春天百花盛开时，来采蜜的蜂群大多都被其它的花吸引去了。

　　难题就是工作中难以处理的问题。它具有这样一些特点：一是复杂性。其内部结构复杂，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盘根错节；相关联系复杂，南山敲石北山响，牵一发而动全身。二是典型性。往往是同类矛盾的集中代表，牵扯广，影响大。三是艰巨性。处理起来比较棘手，难见一招之效，难求一时之功，比起一般问题的处理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

　　被誉为“拇指经济”的手机短信服务，因为利润可观，在短信服务商与电信运营商眼睛里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一些短信服务商开拓市场的“法宝”，却是制造短信陷阱，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强制订阅和收费。中消协最近公布了2004年消费者投诉的统计结果，短信投诉高居榜首。短信陷阱屡禁不止，扰乱了电信市场的正常经营秩序，损害了消费利益。有关部门应当好好抓一抓，采取有效的办法和对策，堵住运营环节上存在的漏洞，使不法经营者无可乘之机。这样，才能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让消费者安全消费、放心消费。

　　应该说，汽车作为“久负盛名”的高利润行业，利润率下降在情理之中。毕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向高利润行业转移的趋势，会带来市场竞争的激烈，从而打破过高的价格，挤干虚高的利润，最终向行业平均利润率看齐。这对于逼迫企业及时进行战略调整、增强核心竞争力，对于消费者享受到更质优价廉的产品，都不是坏事。但是，汽车行业的利润如此快地出现“拐点”，尤其是一些曾经在市场上叱咤风云的骨干企业，一下子陷入亏损的泥潭，却多少有点出乎意料。

　　依照伊朗体制，领袖哈梅内伊是内政外交的最终裁决者，总统只是行政首脑，在外交政策制定中并不占有核心地位。作为哈梅内伊的忠实支持者，内贾德上台后，伊对外政策将基本延续现有框架，总体上不会有实质性变化。内贾德已表示继续执行目前的缓和外交，加强与周边邻国的关系，并愿意继续开展与欧洲的对话。

　　美国早就有这样一则政治笑话：如何能让衣冠楚楚的参议员暴跳如雷？答案是：让中国人买下美国公司！如今，笑话有了“现实版”：在美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美中经济关系听证会上，政客们对中海油要买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的消息怒不可遏，要求政府阻拦这笔交易。原本是对买卖双方都有好处的正常商业行为，这些美国政客却从中看到了“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

　　近日，民进党当局某些人又口出恶言，说什么“如果护渔‘不惜一战’，那大陆出台‘反分裂法’是否也要‘不惜一战’”，“台湾最大的威胁在中国”云云，民进党方面的这些表态，真正意图是要转移焦点，以免使岛内出现连锁的“仇日效应”，从而搅了他们“联外制内”的美梦。

　　国家以最低保护价收购65亿公斤小麦，一扫小麦主产区农民增产减收的阴霾

　　稳定粮食价格、保证农民生产粮食的合理利润，鼓励了广大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关系着13亿人口大国的温饱和稳定

　　想必大家都不曾忘记1998年夏天全国大抗洪那惊心动魄的场面，也不曾忘记我们依靠全国人民的支持最终战胜洪水的壮举。在那场同洪水殊死的较量中，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最终战胜了洪水，成为了当之无愧的胜利者。然而，时隔7年，在没有显出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大面积、大范围的洪水突然再次来临，并且以迅猛不可阻挡之势迅速波及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地区，不仅使我们有些措手不及，而且使我们再次面临洪灾的重大考验。

　　为什么孩子从“青春羞涩”变成了“青春残酷”？问题表现在孩子身上，根子其实在成年人。我们的人文教育是稀缺的。有的地方做一点努力，结果会引来不少嘲笑，比如日前有大学开办“淑女班”，就逃不了这样的命运。一切教育的宗旨是为国家培养未来的人才，不仅具有高智商，更要有高情商。我们的应试教育导致了长期以来只重视书面教育而忽视了素质教育、心理教育，导致了“青春羞涩”的褪去和“青春残酷”的泛滥。我们是应该反思自己的行为和发展全面教育了。

　　“状元热”的出现，不独与这个时代的明星情结、英雄情结有关，更重要的是，它紧紧纠结着人们心中那根稍显狂热的知识情结、高考应试情结；当高考成为人人都必须直面的人生方向、价值选择时，它的市场效应也就无穷放大了。如此看来，单纯呼求给“状元热”降温，给“高考状元”称谓“去伪”正名，多半是徒劳之举。不解开人们心中的高考心结，不拓宽和改变社会的知识认识取向，“状元热”终会是“花落花开又一春”。

　　由于渎职侵权案件犯罪嫌疑人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大多属过失犯罪，不存在主观故意，因此被司法机关喻为“不落腰包的腐败”。社会上对渎职侵权犯罪也有许多错误认识，有人说，只要钱不落腰包，损失再大没啥了不起；有人认为，好心办坏事，失误在所难免；甚至个别官员独断专行盲目决策给国家集体造成巨额损失，最后竟以“交学费”为由开脱洗责，不了了之。

　　与人们对马拉多纳的普遍宽容不同，外交学院的教授们远没有那么幸运，虽然他们对媒体开价每小时200元人民币，还是遭到了严厉的舆论谴责。有人认为，教授索要采访费是腐败向高校渗透的表现，也有人认为这是学术垄断的结果，更有人煞有介事地把这说成是“人文危机”。总的看来，舆论对外交学院教授的批评倾向于道德判断，而缺乏义理之辩。到底教授为什么不能索要采访费？对此问题的回答很少让人信服。

　　2005年6月，竟成了哲学教授的“丑闻月”。所谓哲学，都说是关于世界观、人生观的学问。专门研究世界观、人生观，研究到尊为“教授”，何至于如此戏弄人生？这让人不能不叹服塞·巴特勒的名言：“对哲学一窍不通的人是傻瓜，但除了哲学外一无所知的人则比他更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