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本打算勒死我,没想到那天抗战胜利了(组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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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7月18日11:36 新文化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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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光的将军楼从来不开空调电影中的抗日电影中的英雄原型（二）《沙家浜》中的郭建光 怎么能令人相信呢？当台上的郭建光越来越红的时候，台下的“郭建光”却越描越黑，“出卖同志的叛徒！”“和胡传魁穿一条裤子。”甚至连党籍都丢掉了。 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夏光的案子才得以平反。于是，省委、省政府在后半山园特意给夏光盖了个“将军楼”，人们去接他时，他住在一个极小的屋子里，高大瘦削的身影背对着屋门，官复原职的“诏书”并未使他惊喜，而是缓缓地转过身来，捧出《新四军苏南东路武装斗争史实纪要》、《战斗在阳澄湖畔》的手稿，平静地说：“这是我20年的工作，请党组织检查！” 记者参观了“将军楼”，从一楼到二楼，看不到一点特殊之处，旧沙发、旧衣柜、旧床、旧蚊帐，公家配给的一个空调，老人却从来不开机，理由是“怕浪费国家的电！” 对此，夏光这样解释：“就因为我是党员，我是干部！今天这个江山，我是当初的创建者之一，我不能带头败坏它。”
十几年前，当记者走进了山东省沂南县马牧池乡横河村，看到的是一个天生聋哑的93岁老妇。她就是那位富有传奇色彩的“红嫂”。 就是在这个农家小院，1985年秋天，一个60岁的老汉三步并作两步地扑到这个老妇人面前，长跪不起，连声呼唤“娘！娘！娘！您的儿子来看您来啦！” “儿子”与“母亲”分别了整整43年。“母亲”叫明德英，“儿子”叫庄新民。电影《沂蒙颂》，讲的就是发生在他们中间的故事。 革命战争胜利后，庄新民随陈毅进驻上海，在上海市军管会做后勤工作。他历尽周折，终于在1952年打听到了救命恩人明德英的下落，她还住在横河村。从此，庄新民每月都给他的妈妈寄钱，逢年过节寄礼品，问寒问暖，比亲儿还孝顺。明德英也经常对人家比划，她还有个好儿子在上海，待她好着呢！ 明德英的家，并不是像有些人渲染的那么寒酸，三间红瓦房，围有一人多高的院子，小院显得宽敞平整，依山傍水，越发衬出清新的气息。这是政府拨款5000元建造的。
在浙江省温州市一幢普通的居民楼里，记者敲开了汪月霞的家门。老英雄并不见多少老态，1.63米的身材，略显微胖，腰板却是直直的，黑红的肤色，圆脸，凤眼，烫着齐耳短发，这精神状态极易令人忆起她“飒爽英姿五尺枪”的当年。 “别看我是老太婆了，可我还能端起半自动枪打出10环呢！” 环顾这个三室一厅的“厅”，记者不禁生出一点惊诧。白色的墙皮已呈灰黄并开始剥落，裙围刷的是二十几年前流行的蓝漆，没有地毯，也没有地板，只有一台小彩电，在厅里显示着微弱的现代气息。这难道就是一位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家吗？ “我倒并不觉得寒酸！干部的家就一定要豪华，一定要奢侈吗？”汪月霞这样回答记者的疑问，“我认为党和人民给我的已经够多了，我从一个贫苦的渔家女，能够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是党和人民培养的结果。”摘自《寻找英雄》
本报白山讯（记者娄志广）杨靖宇将军是我国著名的抗日民族英雄，其殉国地已经成为吉林省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的参谒人数达23万之众，杨靖宇殉国地纪念碑建在杨靖宇牺牲的恶河边上，象征着将军的精神永远不朽，纪念碑已经成为殉国地一条独到的风景。 杨靖宇原名马尚德，1919年，在“五四”爱国运动的洗礼下，年仅14岁的杨靖宇投身于火热的斗争中。1926年杨靖宇成为中国共产党员；1929年7月由上海调往东北从事党的工作。他在东北期间先后曾任中共抚顺特别支部书记、中共哈尔滨市道外区委书记、哈尔滨市委书记、反日总同盟会会长、中共满州省委军委书记、中共南满省委书记、磐石游击队政治委员、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兼政委和第一路军司令员兼政委、东北民主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政委，1940年2月23日在蒙江县（即现在的靖宇县）保安村三道崴子壮烈牺牲，年仅35岁。 在白山市靖宇县城西南6公里处，建有杨靖宇将军殉国地纪念碑。杨靖宇将军殉国地的工作人员介绍，杨靖宇将军殉国地纪念碑建于1978年，位于恶河边上，碑高5.34米，宽1.2米，厚0.55米，以青石精心磨制而成，碑身两侧镶边的条石面上刻有民笔风格的回字形纹以及红灯和海浪花纹。纪念碑周围劲松环抱，恬静幽雅，象征着将军威武不屈，视死如归的光辉形象。
想去延安的热血青年来到天津 阎老说，19岁那年，我从黑龙江省绥化师范学校毕业，在家乡小学当了4年多老师。当时兴隆镇有个叫李时雨的人在天津司法部门工作，他是我党地下工作者，经熟人介绍，我和李时雨联系上了，让他带我去天津。我想经天津去延安，那时的热血青年谁不想去延安啊! 1939年冬天，我来到天津。李时雨把我介绍给地下党员孟述先，孟是东北抗联驻天津办事处主任。他让我回东北，说东北的抗日斗争同样需要像我这样有文化、有组织能力、对当地情况比较熟悉的人。 训练半年回到兴隆镇做地下情报工作 在天津待了半年（主要是接受训练），1940年春节过后，我回到了兴隆镇，发展了一批朋友，展开地下情报工作。 一年多以后，我被日伪通缉，天津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我决定参加抗联队伍。1941年7月，我找到抗联第三路军十二支队，参加了痛击日寇的战斗。后来，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我和周云峰作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特派员回到地方，发展地方武装力量。 我们俩在哈尔滨以北分头活动，单线联系传递情报。周云峰把情报转给我，我转给朴吉松，朴吉松再把情报转给金策，金策那时是中共北满省委书记、抗联第三路军总政委。 同志叛变 老阎被捕了 1943年7月，由于周云峰的叛变，我被捕了。敌人把我连夜押到哈尔滨的特务分室，第二天就开始审讯我。刚开始是劝降。周云峰等几个叛徒对我说：“老阎，你只要答应两个条件，我们向日本人说情，你就可以自由了。”这两个条件是：一、把手枪交出来；二、写一份自首书。 我告诉他们：“枪我放在孙连发家后面那棵树上了，你们去拿吧。”被捕前交通员告诉我，邢家店交通站的联络员孙连发死了，这个交通站已被敌人破坏了，于是我就想好了关于枪的下落该怎么说。敌人去邢家店好几次，把大树根都快刨出来了，树上树下不知找过多少遍，就是没找到那把枪。人死无证，日本鬼子干生气没办法，但是自首书我就是不写。 先喝辣椒水后给美女 就是不说 后来，敌人就给我上刑。先来硬的，电刑、喝辣椒水加上饿着；一看不行又来软的，金钱加上女色，但我说啥都没说。 1945年3月30日，法院以违反所谓的《治安维持法》为名判处我死刑，不准上诉，等判决书批回来就执行。这座监狱守卫森严，到处都是铁丝网，到处都是日本兵，我被关到一个单间里。刑场就在院里，执行死刑的时间是每天14时30分到16时30分，处决的方法不是枪毙而是用绳子勒死。 13号牢房押着孙国栋（抗联第三军指战员），我在12号，和孙国栋隔着一道墙。
8月9日，苏联红军对日宣战。 8月14日，敌人准备把我们都处死。14时许，我听见外面有脚步声，一看，来了两个持枪的日本兵。只听看守喊：“孙国栋，你的官司打喜庆了!”这是一句反话，意思是你的官司打输了，送你上刑场。我在墙上捅了一个眼，看得清清楚楚。只听孙国栋大声说：“你等着!”他慢慢地穿衣服，故意拖延时间。日本兵嫌他动作太慢，就“喂、喂”了两声，意思让他快点。孙国栋不满地说：“我都是要死的人了，你们还不让我把衣服好好穿上吗？” 孙国栋从容地走出牢房，对大家说：“我是抗联第三军三支队的大队长，叫孙国栋。”接着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老孙边往刑场走边对我说的话：“老阎，我先走啦!”这是我平生最难过的时刻。孙国栋被处死以后已经过了16时，那天就没勒我。 8月15日 鬼子打算勒死我 第二天，也就是8月15日，该勒我了。可是，这天中午，监狱里的日本膏药旗摘下来了。 日本鬼子投降啦！8月17日10时许，监狱门大开，日本人跑没了。从检察院来了一个人，他把我们叫到一个会议室里说：“日本投降了，你们都是有功的人。我是南岗检察院院长，放你们出去，你们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可以提出来。”散会后，我和几位被释放的抗联战士找到延安来的工作队，重新投入党的怀抱，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本报记者王沐 审判档案 1950年7月，根据《波茨坦公告》、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有关处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犯的规定，根据中苏有关协定，中国开始正式接受由苏联政府移交给我国的侵华日军中被苏军俘获的近千名日本战犯。这些战犯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1954年1月，中央决定审判这批日本战犯。 1954年9月26日对井上松治郎进行审判。 法官：你是怎样判处阎继哲死刑的？详细供述该案的经过。 井上松治郎：阎继哲是抗日地下工作人员，于1943年夏季在巴、木、东地区被伪滨江省警务厅特务科逮捕的。1945年3月，经伪哈尔滨高等检查厅大越检查官审讯后，起诉到伪哈尔滨高等法院，由黑坂任治安庭审判长，我和杜文元任审判官，并由大越检查官出庭，求刑死刑。结果，于1945年3月，以违反《治安维持法》的罪名，宣判阎继哲死刑。 法官：你讲讲，为什么阎继哲在1943年被捕，一直押到1945年才判决呢？ 井上松治郎：因为阎继哲在被捕的抗日地下工作人员中，是比较重要的人物，伪满特务机关企图利用他了解地下组织情况，因此将他长期关押。但由于阎继哲坚贞不屈，才被送伪高等检查厅起诉到法院处理的。 据《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 阎继哲1912年生于黑龙江省巴彦县兴隆镇。1941年参加东北抗联第三路军十二支队。抗战胜利后，任解放区黑龙江省绥化县第一任县长。1954年调吉林化学工业公司化工机械厂任厂长，1958年调吉林化工学院任教。1985年离休。“幸亏那天抗战胜利了，我才活到今天”本组图片本报记者车英 摄 我曾亲眼看见日寇挑着抗联将士的头颅 本报寻找在东北沦陷时期和整个抗战期间，不能忘却的记忆，说出您被岁月尘封的沉痛，让我们一起缅怀、一起感受……热线电话0431-96618“我亲眼看着日寇挑着抗联烈士的头颅进城。”目光凝重，东北师范大学79岁老教授蓝书成的思绪回到了战火纷飞的年代。 老人记忆中最先浮现的是祖父蓝继先。1930年前后，我的祖父留学日本，回国后曾任安东（现丹东市）市宽甸县教育局局长，后任财政局局长，这时祖父秘密参加了抗日救国会。 1936年11月7日夜，全城的电灯突然熄灭，日本宪兵队闯入祖父家，把祖父抓走，后来得知和祖父一起被抓走的有21人。日本兵把祖父装进麻袋吊在单杠上，使劲摔下来，祖父不说；又用点燃的香火往祖父脸上戳，祖父还是不说；大冬天的往身上浇水，结成一层冰时再用刷子刷，祖父就是不说…… 后来，祖父被装入“闷罐”秘密押往“奉天监狱”。1937年3月13日，祖父在沈阳被枪杀。“先出来的人给我们讲述了祖父的遭遇，那时他已经瘦得不像样了，加上浑身是伤，根本分不清模样。于是，当时在沈阳的三祖父托人给祖父身上做了个记号，家人在收尸的时候，才能分辨出祖父的尸体。与祖父一起遇难的还有很多人，这就是宽甸县志记载的“安东教育事件”。 残暴：鬼子把烈士耳朵拴成一串 后来，蓝书成随父母迁到抚松。“我看见日本鬼子挑着抗联将士的头颅就进城了，大冬天的，用绳子把阵亡抗日将士的头颅拴在一起，两名民工扛一个扁担，扁担上挂着4个头颅，有的日本鬼子还把烈士的耳朵削下来，拴成一串，烈士家属都不敢哭，一哭就暴露了身份。他们用这种残忍卑鄙的手段恐吓老百姓，不许跟抗联有关系。”想起那情景，蓝书成仍觉得很恐怖。 一天，很多人围在抚松县西江桥东侧坟地上。“我也跑去看，只见一个中年妇女站在中间，日本鬼子举起大刀向她砍去，中年妇女的头颅被砍下，鬼子挖了一个坑，把尸体扔了进去。”蓝书成微微抬起头：“那幅画面成为我心中永远的伤疤！” 反抗：巴豆粉放进日本舍监饭里 中学毕业，由于当地没有高中，蓝书成到柳河县读“国高”。男生和女生分别在两个学校，一次男生路过女生学校门口时，与女生开了句玩笑，没想到被女生舍监知道了，还告诉了男生舍监。“男生舍监是一个50多岁的日本人，叫川崎，他就让学生站成两排，互相打嘴巴找出开玩笑的同学，同学们都不使劲，于是川崎就拉出一个同学，“啪啪”打了两个嘴巴，让学生照着打。老人现在仍能回忆起舍监的样子。 学生们无法忍受舍监的欺压，就暗地里反抗。同学找来一个小瓶子，四处抓虱子装进去，晚上，一些同学故意把川崎引出来，趁川崎出去的时候几个同学溜进川崎的房间，把虱子撒在川崎的被子上。 还有一个同学家里是开药铺的，于是想出一个整治川崎的办法。他从家里拿来巴豆做成粉，偷偷地把巴豆粉扔进川崎的小灶内，这样他就不停地上厕所。学校厕所共有5个蹲位，其中一个没有门，知道川崎泻肚，同学们赶紧把其他4个有门的蹲位占领，川崎到了厕所只能到没有门的那一个，这样同学就可以看着他那狼狈的样子了。“后来，川崎被我们折腾苦了，不敢在我们那儿当舍监了。”老人脸上洋溢着胜利的喜悦。 现实：日本有人贼心不死 1982年，蓝书成到日本当客座教授，“学术是无国界的，教书是一回事，民族恨、血泪仇是另外一回事儿。”老人说，他到过日本的横滨、大阪、京都等城市，主要搞科研，过硬的水平赢得了日本老师的尊敬。但是，部分日本人对中国人仍带有明显的歧视心态。 老人还能记得在京都的一次宴会上，一个日本人对他说：“中国真是太大了，把东北给我们点儿吧！” “混蛋话！”蓝书成愤恨地回敬日本人。 本报记者 苗颖蓝教授展示祖父蓝继先烈士的照片实习生 郭诺 摄 侵华日军机场遍布日本老兵将伪满洲国飞机场分布图私藏起来，以警醒后人 本报四平讯（记者黄维）近日，留学日本的李先生在回国时带回一张“独特”的地图，这张图清楚地展示了当年侵华日军在中国东三省建立和部署飞机场的详情，是日本军国主义入侵中国的铁证。 31岁的李先生于1999年11月由四平赴日留学，2000年3月，在日本左贺县一家医院打工的他，给病人按摩时认识了75岁的船木淳夫，两人成为朋友。 一次闲聊中，船木淳夫得知李先生来自吉林省，他的神色突然黯然了，声音变得有些低沉：“我到过东北。” 船木淳夫回忆：“1943年，18岁的我在家乡参军，不久就随部队乘船渡海来到中国大连。我被派到日本空军地勤部队“效命”，同年，又被调防至黑龙江省、日本关东军第四飞行大队。1944年3月，苏联红军进攻黑龙江，我所在部队奉命撤退到长春，又乘火车沿伪满铁路逃到大连，1945年4月，我从上级手里领到一张《伪满洲国飞行场大队配置图（终战时）》，不久就回到了日本。” 为证明自己所言非虚，船木淳夫从一本书中找出他当年所领的配置图给李先生看，并对照该图讲述他在东北的全部经历。他表示，自己虽从未直接杀害过中国人，但还是对参加战争的行为感到忏悔。为了记住这段历史，当年回国时，他没按军方规定将该图上交，而是把它私藏起来打算用以警醒后人，末了，他将该图送给李先生做“纪念”。 昨日14时许，记者看到了李先生手中的这张图，它保存较好，其上用繁体字标注了很多东三省的地名，其地理位置与现有地图几乎没有分别，记者在地图上找到了吉林、伊通、昌图甚至中国的邻邦朝鲜。每个飞机场都用圆圈醒目地做了标注，根据图示，船木淳夫当年所在的第四飞行大队就在地图上伪满洲国最远处的黑龙江边境线旁。 李先生表示，他要将这张图无偿捐献给四平战役纪念馆做收藏，如果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有意收藏，他也可以考虑。他说，日本很多老人和中年人对待侵华战争表现更多的还是忏悔，而年轻一代只要是听说过这段历史真相的人也都为侵略感到羞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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