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同的领导思想之间

　　1951年4月26日，《人民日报》登了一版画刊，标题是《要发家，种棉花》，方寸美术大字，在当时很少有的。14幅照片，表现河北邯郸地区棉农土地改革后积极种棉、售棉以及赶集、盖房、打井、孩子上学、家庭欢聚等生产发展、生活改善情景，内容相当丰富，排印质量在当时也属上乘。我们自以为作了一件好事，谁知受到领导机关严厉批评。编委会作了检讨，我另外写了检查，因为是我签发付印的。

　　“要发家，种棉花”这个口号当时在北方农村中广泛流行，反映了农民土地改革以后生产致富的积极性。1950年我国棉花丰收，棉农到1951年春季还有不少存棉，但不少棉纺厂停工待料，主要因为私商操纵市场，棉农观望惜售。我们为了鼓励农民多种棉花、多卖棉花，组织了这个画刊，结果犯了大错误。一个多月后，政务院发了《关于购棉储棉的指示》，中央一位领导同志为报社写一篇社论《响应国家号召，开展售棉储棉运动》，分析批评画刊提的那个口号：目前种棉花确实可发家，但我国历史上并不是凡种棉花都能发家，谷贱伤农、种棉赔本倒是反动统治时代的普遍现象。“仅仅在人民政府时代，因为土地所有制度改革了，保护棉农的政策实施了，才能避免‘丰收成灾’，真正作到种棉发家。”社论说，“要发家，种棉花”仅仅说了事情的一面，更重要的一面则是保国才能发家。社论提出“爱国发家，多种棉花”的口号，代替画刊上那个错误的口号。

　　农民，农业，农村工作，在“进城”以前，长期是人民日报的宣传中心之一。报社多数领导人在农村根据地生活多年，对农民不能说没有了解，应该说颇有感情。根据地三大任务——战争，主力是穿军装的农民；生产，包括少量手工业，可以说全靠农民；教育，主要对象也是农民。我们对农民作过多年宣传，从未发生重大错误，现在为什么宣传了那个口号，犯了“忽视对农民进行政治教育的有害倾向”的大错误呢？我个人检查，是源于对前一时期批判“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发生误解。老根据地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平分土地，是很彻底的。但是部分地方一度发生“左”的偏向，宣传教育工作又没有及时跟上，有些农民产生过“穷光荣”、“归大堆”的思想，甚至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为稳定农民的情绪，发展农业生产，提过“发家致富”的口号。这个口号一时有过鼓励农民生产的作用，但有很大的副作用。我就受了它的消极影响：只求鼓励生产，实际不管其他。

　　领导机关注意此事，是因为它反映了关系我国农村发展方向的大问题。老根据地土地改革早，许多农民相继参加互助组，生产有发展，生活有改善，一部分经济上升较快的农民“翅膀硬了”，就想自由发展生产，向富农方向奔。解放战争中的“半老区”东北地区，也出现了新富农。下一步怎么走？领导机关出现了不同的看法。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起临时宪法的作用）描绘了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远景，但未提出社会主义实践任务，对农民最关心的土地产权还明确规定：“凡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一种意见因此认为，土地改革以后，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是发展生产力；提倡互助组，这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自愿和等价交换的组织；对农民的私有财产，一般是保护而不是过早的削弱和否定。一种意见认为，对于私有财产，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应该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因此应该积极发展互助组；同时积极试办和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毛泽东同志赞成后一种意见。

　　人民日报按照后一种意见组织报道。不仅因为毛泽东主席赞成这种意见，还因为从多数农民发展生产、共同富裕的要求，从国家收购粮食、棉花开始发生困难的迹象，都证明这种意见对。报社连续不断地但有节奏地报道互助合作的综合情况和典型经验。范长江同志非常敏锐，他摆脱繁重的日常工作，带头到太行山老根据地平顺县采访，翌年3月连续两天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著名劳动模范郭玉恩领导的平顺县川底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长篇调查报告。从此以后，这方面的宣传就多起来了。

　　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以党内文件形式发给各级党委试行。其中谈到当时的互助合作的几种形式：简单的劳动互助是大量的，常年互助组数量还不多；以土地入股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更少，但它是当时互助合作运动中的高级形式。文件对不同地区提出不同的要求，强调要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与可能的条件稳步前进，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低级到高级。过了两个多月，邓拓同志有个重要传达：周恩来总理在一次政务会议上提醒大家，去年强调互助组，今年强调农业生产合作社，并不是号召大家马上都来参加，主要是作政策上的宣传和解释，为农民树立一个方向。对这个解释，编辑部同志是衷心接受的。

　　报社力求全面、准确地宣传中央的方针。积极，稳步；反对右倾又反对“左”倾；着重宣传当前要大量发展个体经济基础上的互助组，也介绍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我们自问是够全面的，但读者的印象却是偏向了后一程。

　　1952年头几个月，我们发表了一系列典型报道。有农业生产合作社，有更高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有临时和常年互助组。讲数量，后者为多；讲影响，前者为大。田流同志写的长篇通讯《一个集体农庄的成长》影响之大出乎人们意料，有读者来信说，看了通讯胸怀开朗，“过去认为分散惯了的农民不可能集体化的想法解决了。”有的说“真没有想到新中国的发展有这么快”。这期间，有些地区互助合作运动中也出现了急躁情绪，有人于是断言，这与报纸的宣传大有关系。

　　新闻记者顺应时代潮流，以现实生活中的先进事物鼓舞人们奋进，当然是对的。广大干部通过报纸学习先进事物、先进经验，当然也是对的。面对上述情况，如何发挥新闻工作的积极作用，避免可能出现的负效应呢？当时我们缺少经验。幸喜有一点是清醒的：积极宣传互助合作的先进典型，但不作为一项“运动”，不像“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那样，集中突出，大张旗鼓，而是把它作为“爱国增产”运动的一部分，作为保证农业增产的组织措拖进行宣传，并且拉开距离，避免使人产生舍此无他的印象。现在看来，如果宣传这些典型时，更自觉更充分地说清楚此（合作）社、此（集体农）庄产生、发展的背景和条件，同时发表按语或评论，明确指出学习、推广这类典型应该注意的各种事项，效果可能更好一些。

　　新中国建立之初，“一边倒”学苏联，因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1952年夏天，我国一些农业劳模和农林工作者组成农民代表团，到苏联参观访问三个月，对象多是苏联拔尖的集体农庄，颇有收获。报社认为这是介绍苏联，宣传合作化的好机会，派记者访问代表，写了一系列访问记。此事我负责组织，燕凌同志总负责。农村组人手不够，临时从其他部门抽调彭子冈、赵培兰、陈大可同志参加。事先计划比较周详，一稿一中心，合起来就是苏联集体农庄的方方面面。这批文章在“苏联农民的道路就是我国农民的道路”大刊头下连续发表，引起一次不大不小的轰动。说也奇怪，前七篇，介绍苏联集体农庄的机械化、高效率；庄员劳动勤奋，生活幸福；集体改造自然，人定胜天；农庄按劳分配，科学管理，等等，给读者印象很深，有人甚至给报社写信，表示要“快马加鞭学苏联”的雄心壮志。最后一篇出自燕凌之手，题为《李顺达谈“十月胜利”集体农庄——从一个集体农庄看苏联农业集体化的经历》，是这组文章的“压轴”之作，似乎反而不如前几篇那样引人注意。我现在记不起此文为何迟至11月中旬才发表，也记不起为什么唯有它没有挂那个引人注目的刊头。这篇长文介绍了“十月胜利”农庄三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介绍了它的经验教训，包括平均主义害死人，集体生活特别是公共食堂害死人等严重教训。这些教训同我们后来“大跃进”中的一些教训何其相似！前车之覆看来不是都能成为后车之鉴的。后来我听人说，这组文章鼓励了某些干部对农业合作化的急躁冒进情绪，但未听说燕凌这篇文章为什么未使某些头脑发热者清醒清醒，所以不能认为对报纸的任何批评都是很公允的。

　　1953年初中央成立了农村工作部，部长是被人们尊称为农民运动专家的邓子恢同志。报社农村组（后改称农村部）同它建立了密切联系，李克林同志为“驻部记者”，随时取得指导和帮助。秘书长杜润生同志是太行山老相识，他对新闻工作也很内行，对我们帮助特别多。

　　邓子恢同志对宣传战线的同志作过一次重要谈话，我听了。这次谈话可以看作他的“施政纲领”，十分精辟。他说，农村工作部成立伊始，毛泽东对他说，农村工作部的任务是把四亿农民组织起来，在工业化帮助下，逐步走上集体化。对互助合作必须采取积极态度。他说，土地改革以后，农民还有许多困难，最适合成立互助组。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农民自然要求更高的形式，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谈到当前互助合作的情况，邓老说，放任自流是有的，但主要是要求过高，操之过急，上边要求过高，乡村干部很难办，受“夹板气”。乡村干部脱离群众，就是党脱离群众，这可是大事，丝毫忽视不得的。农民最实际，要根据多次切身体验，看到对他确实有利，而且能够办到，才接受合作化。过急了，反而误事。这里比较详细地记述邓老的意见，是因为在此后一年多时间，报社一直按照这个意见进行宣传，相当顺利。

　　《人民日报》1953年3月26日刊登了一组重要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春耕生产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和本报社论《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何在》。后者是杜润生同志起草，经中央审定，解释“指示”和“决议”精神的。这三个文件很快汇集成《农村工作指南》一书，毛泽东亲自写了通知，号召从事农村工作的人员“认真的学习”。

　　一个“决定”，一个“指示”，说明这是整个农村工作、特别是互助合作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大家都要坚决执行。“在农村压倒一切的工作是农业生产工作，其他一切工作都是围绕农业生产工作而为它服务的。”互助合作要“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与可能的条件”。“在组织互助组合作社时，不要忘记从群众的觉悟程度与切身体验出发，从群众的实际要求出发，从小农经济现状出发……稳步地循序而进”。“切实纠正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中正在滋长着的急躁冒进倾向。”据报社接到的群众反映，广大农村干部一致给予好评。这年4月，我去山东泰安地区调查研究。当时地区一般都还没有兴建宾馆，我就住在地委院内的客房中，同地委几位负责人一起在机关食堂就餐，每餐几乎都谈论“指南”。当时工业还少，地委主要抓农村工作。他们对“从小农经济出发”体会最深，有个同志曾经指着手里的煎饼大葱形象地说：“这就是小农经济现状，牛乳面包还差一大截子，好高骛远怎么行！”他们一再询问“何在”是否出自邓老之手，言外之意别人大概不会有这种水平。我如实说，此稿是杜润生同志大笔，邓老阅改，中央审定的。他们于是提出希望说：“这样的文章不必多，每年春前秋后有两篇就解决问题了。”

　　泰安地区的干部用心学习“指南”，感受最深、最为欢迎的是两点，一为农村工作要“从小农经济现状出发”，一为纠正互助合作运动中的急躁冒进倾向。其实这是一码事。他们最怕上边要求高，农民跟不上，挤到中间受“夹板气”，因此希望“指南”的精神稳定一段时间，不要轻易变动。我据此向编委会作了汇报，大家认定我们这一段宣传符合中央精神，符合实际情况。6月4日新华社插发一篇新闻：《全国各地纠正农村工作中冒进偏向互助合作运动稳步前进》，《人民日报》立即在头版头条刊登，足证大家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

　　但为时不久，“精神”变了，毛泽东的想法发展了，要加快步子了。6月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并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三个多月后，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作为国庆口号正式提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还对上半年反对互助合作中的急躁冒进提出批评，认为那股风吹倒了一些不应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他由此强调提出：“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可带动互助组大发展”（不久前的提法是：大量发展互助组，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

　　不管“绝对权威”一词是否科学，在我们心目中，毛泽东主席当时确是“绝对权威”。我总是找一切理由说服自己要充分认识他是正确的，尽管这些都是内心活动，不如此并无遭受批评的危险。上半年他批准印发那个“指南”，并要干部“认真学习”，下半年就批评、否定其中的重要内容，而且并不说明为什么要作这种改变，我还是把这看成是由于情况变化引起的思想发展。我原来衷心赞成邓老对互助合作运动的意见，现在听说毛泽东对此提出批评，我立刻毫无根据地认为主席的见解毕竟是高。我自认为在泰安摸到了农村干部的“脉搏”，听了毛泽东的新意见，很自然地认为那不过是个别地区部分干部的反映，毛主席才是高瞻远瞩，总揽全局，及时拨正了运动发展的方向。这就是我当时的思想水平和精神状态，新闻工作者不可缺少的独立思考精神是太少了。

　　宣布过渡时期总路线，宣布我们国家进入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在人类历史上也是划时代的大事——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要搞社会主义了。人民日报立即动员本社力量，并邀请部分社外同志，全力以赴宣传此事，运用新闻、评论、讲话等等文字形式，组成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从不同角度宣传总路线的社论，两个多月有二十一篇。所有重要社论，从选题、立意到改稿、完稿，都由胡乔木同志主持。毛泽东提倡的报纸的社论要精心组织、精心写作、精心修改的要求，应该说是作到了的。

　　把几亿农民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从某种意义说，确实比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还要艰巨。报社在这方面用的力量最多。二十一篇社论，有十二篇是专对农民说话的。有些社论如《帮农民算三笔账》，许多人至今念念不忘。这篇社论开头是分析过去对农民宣传的缺点，接着说：“应该是从实际出发，通过农民的切身经验和他们所熟悉的事例向他们宣传大道理，用算细账的方法使他们从眼前利益看到远大利益，看到眼前利益必须服从远大利益。”社论按照这个路子，帮农民算了三笔账，即党、政府和工人阶级在解放以来使农民得到利益的账；农民按照党和政府的安排，把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卖给国家，对国家和农民有什么好处的账；农民响应党和政府号召，参加互助合作，对各方面有什么长远利益的账。社论列举大量不容辩驳的数字，列举农民亲身经历的许多事例，丝丝入扣，由近及远，自然而然在引出农民很可以甚至很容易接受的道理。其他几篇专对农民讲话的社论，大体也沿用这个路子。

　　与这些社论密切配合，人民日报还撰写了一系列讲话，在“向农民宣传总路线”的大刊头下陆续发表。依照文章发表次序，有李普、廖盖隆、燕凌，熊复等同志执笔，针对农民的思想，选准题目，从容讨论。这种形式几十年来一直在用，效果颇好。

　　作者：李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