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移到日内瓦

　　新中国最早参加的大国会议，是1954年举行的日内瓦会议。五大国——中、苏、英、美、法，以及其他有关国家，在旧国联大厦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五大国外，还有十四国参加）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五大国外，还有四国参加）。

　　1954年，帝国主义头子美国还很神气。西欧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摧残，还未恢复元气，唯美国马首是瞻；日本处于美国“核保护”之下；第三世界或不敢或不愿惹这个庞然大

　　但是不能低估美国对我们“围堵”、“封销”造成的恶劣影响。新中国建立已近五年，世界上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只有二十五个，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亚洲一些国家和极少数瑞士型的欧洲国家。现在举行日内瓦会议，为我国提供了宣传和推行和平外交政策，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扩大国家的政治影响，打破美国封锁的机会。为此，我国派出强大代表团，（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为首席代表，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苏联对这个会议也很重视，代表团首席代表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代表中有两位副外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席代表为外务相南日，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首席代表为（副总理兼）代外交部长范文同。我们的主要谈判对手和多数与会国家，首席代表也是外交部长。

　　各国采访日内瓦会议的记者近二千人，在当时算是少有的了。主要因为这次会议十分重要。朝鲜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这里发生了规模最大的“中型战争”，各方参战部队二百多万人。停火不到一年，局势很不稳定，美国傀儡李承晚不断叫嚣“武力统一全朝鲜，目标是鸭绿江”。印度支那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殖民军在日军侵入印度支那后拱手投降，日本投降后卷土重来，挑起被世人称为“肮脏战争”的殖民战争，历时八年，已精疲力竭。美国乘虚而入，向法国提供大量军火，物资（一说占法军所用军火、物资的78％，一说占70％），战争有扩大之势。美国妄图利用朝鲜、印度支那和我国台湾省，从广大正面包围新中国，严重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日内瓦会议要解决的，就是当时世界上这两个最迫切的问题。

　　这个会议特别受人注意，还因为新中国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西方记者既追求他们需要的新奇，更注意他们需要的政治。《日内瓦日报》一篇评论有代表性，它说：“西方国家应当利用谈判的一切机会，特别这次是它们第一次同中国进行政治谈判，而且中国是由周恩来这样重要人物为代表。”代表团的一举一动，都是西方记者追踪的对象。周外长的演说、论辩以至风度、衣着，西方记者当然不会放过。就是在我们看来没有任何意义的小事，他们也能作出文章。日内瓦机场人来人往，不少西方记者长期坐候，特别注意中国代表团的行踪。有个法国记者写了篇新闻，末尾最是传神之笔：“别的客人都走尽了，人们眼前突然一亮，机舱里蹦出一个足球队。”这位记者先生可能想用这种“噱头”刺我们一下，看：这些中国人服装都是一样——缺少个性；行动像遵守某种号令——没有自由……明眼人看了这篇新闻，印象可能恰恰相反：中国代表团这些普通团员如此年轻，有礼貌，生气勃勃，遵守纪律……我们其实应该感谢这位记者，客观上为我们作了还算“准确”的宣传。

　　为报道这次会议，我国派出在当时来说很强的记者团，成员近三十人。团长吴冷西，又是代表团顾问、发言人。全团记者最关心的报道方针、业务思想的传达布置相当及时、充分，记者团贯彻代表团意图相当准确、得力，我看首先由于冷西同志这个“一身二任”。副团长吴文焘、李庄（兼记者团党支部书记）。《人民日报》参加记者团的，还有杜波、汪溪（女），外文出版社李风白、人民大学郑揆同志，也为《人民日报》工作。新华社参加此会的阵容更强大，沈建图、陈适五、李平、杨翊等同志在记者团，李慎之、蒋元椿、言彪等同志以代表团工作人员名义（参加全体大会），做新华社的报道工作。著名老新闻工作者刘思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杜宏等同志，都是记者团成员。沈建图在记者团的工作是很突出的。他是南洋华侨，比我大几岁，热情、诚挚、业务能力强，典型的“见了工作不要命”的好同志；抗日战争爆发回国参加革命，我们曾在《新华日报》（华北版）共事几年。他是记者团唯一能用英文打字机写稿的快手，比我们写了汉文译成电码再在北京译成汉文快多了。只有一点不足，他说英语比广东话好，广东话比普通话好，几乎因此出了大事。1942年反“扫荡”，新华日报社随八路军总部行动，在太行山辽县山中被日军包围。建图突出重围后，在涉县被我们自己的民兵“俘获”。因言语不通，民兵误认他是敌人，战斗中难以核查，决定将其处决。所幸我们及时赶到，互相证明将他救下。1955年4月11日，建图乘我国包租的印度“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前往印度尼西亚采访万隆会议（亚非会议），飞机被台湾特务炸毁。同时遇难的新闻记者还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杜宏、新华社兼光明日报记者李平，以及波兰、奥地利两位记者和中国、越南代表团部分团员。杜宏1939年在决死三纵队工作，我在决死三纵队采访，气质相投，遂成莫逆。他后来长期在太行山从事新闻工作，英文速记水平数全区第一。党的这些好儿女未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竟在胜利之后死于国民党特务的黑手。他们的英雄形象，永远活在我们这些后死者心中。

　　话说回来，我国采访日内瓦会议的全体记者，事先作了分工。会议新闻由新华社同志采写，其他新闻单位的人员按照各自的需要写评论和通讯。新华社同志的任务很重，按日赶写述评性新闻，介绍会议情况，宣传我方主张，有些西方记者称这些新闻为“寒暑表”，从中可以看出我代表团的意向。《人民日报》的几个人又有分工，汪溪、李风白、郑揆三同志精于英、法、俄文，便于同外国记者打交道，专门写作《日内瓦散记》，带有花絮性质。大量稿件是吴文焘、杜波、李庄写的政论性通讯，我们自己开玩笑是尽力“打击敌人，抬高自己”，同新华社的新闻相配合，投枪、匕首式的东西。这些通讯能保持一定的质量，文焘同志起了决定性作用。文焘当时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英文好，政治水平、文字水平都高，又有在国外从事新闻工作的经验，从各方面把我和杜波带起来。我俩人不通外文，所幸日内瓦上午就能得到欧洲各国的主要报纸，代表团有翻译，记者团有翻译，有些外国同志（如人道报记者）也帮助我们翻译。我国当时法文人才不多，有些法文报刊的评论要先译成英文，再转译成汉文，费时费力，翻译同志工作是很紧张的。如果没有文焘牵头，没有这些资料帮助，我们两人实在难以举步。

　　日内瓦会议期间，除了新华社大量新闻外，《人民日报》先后发表十篇专门论述或同时论述这个会议的社论，发表我们在“前方”（即日内瓦现场）写的“日内瓦通讯”三十多篇，发表新华社评论员、特派记者在“前方”写的评论、通讯近十篇，发表报社国际部同志在“后方”写的评论和资料性文章几十篇。“前方”“后方”两支队伍在党中央、代表团领导下，协力奋斗，成绩不错，会后受到中央领导同志表扬。

　　这个会议前期步履艰难，因为美国的指挥棒还有威力。杜勒斯会前就说此会“徒劳无益”。美国傀儡李承晚更加坦率，他说派代表去日内瓦，只是“证明谈判是不会有结果的”。会议终于开成了，于是“杜勒斯带着一条大棒躺在会议厅里”（一个英国记者写道），一些仆从国家的代表吵吵闹闹，使这个会议开了近三个月，朝鲜问题的讨论被彻底破坏，印度支那问题只是在最后一刻才达成协议。

　　讨论朝鲜问题，在“联合国军”旗帜下行动的十几个国家，大体按照花旗头头的节拍行事，但音调高低不同。顽固到不顾任何影响和体面的是美国和南朝鲜。朝鲜外务相南日最先提出全面解决朝鲜问题的方案：全国举行自由选举；六个月内撤出一切外国军队；有关国家保证朝鲜的和平发展。中国、苏联代表团支持朝鲜的方案，并且随着会议形势的发展，提出多项合情合理富有和解精神的建议。

　　前面说过，侵略朝鲜的十几个国家并非铁板一块。有的国家的代表在会上发言，挑剔朝鲜的方案，但并不完全拒绝这个方案。有些国家的代表私下对我代表团成员表示，朝鲜的方案可以作为谈判的基础。美国指挥南朝鲜代表提出一项对抗方案：按照南朝鲜的“宪法”，由联合国监督，在全朝鲜进行选举；对撤退外国军队一字不提。美国代表当然“支持”这个方案，顽固坚持由联合国实现朝鲜统一。

　　这就无法谈下去了。美国指使李承晚发动朝鲜战争，原想武力吞并全朝鲜，后被朝中人民军队赶回“三八线”。现在异想天开，竟想在谈判桌旁取得战场上未能抢到的东西，谁能答应？6月15日，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被迫结束。美国为“埋葬这个问题”，操纵参加“联合国军”的其他国家，搞了一个“十六国宣言”，声称继续讨论朝鲜问题“不会有什么用处”。在这关键时刻，周恩来外长发言，指出美国及其追随者不仅阻挠朝鲜和平统一，而且阻挠对维护朝鲜和平达成任何协议，但我们仍有义务对此达成某种协议。他提出一项协议草案：“日内瓦与会国达成协议，它们将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协议。关于恢复适当谈判的时间和地点问题，将由有关国家另行商定。”当时会场上绝大多数代表都为周外长合情合理的态度所感动，当天担任会议主席的英国外相艾登也表示，中国外长的建议应当受到最认真的考虑，如果没有不同意见，他将宣布中国外长的建议成为双方一致的意见。美国代表团代理团长史密斯（杜勒斯早已临阵脱逃）见势不好，只得以“未经请示”为名，拒绝了这个起码的、为今后的谈判留了一个活口的建议。

　　印度支那问题跟朝鲜问题不同。战斗还在进行，印度支那人民和法国青年每天都在流血。全世界和平力量，甚至西方国家不少当政者都怕出现一个“朝鲜第二”。法国广大人民，包括不少国民议会议员，要求停止这场“肮脏战争”的呼声日益强烈。日内瓦会议第二天，传来越南人民军解放奠边府的消息。奠边府是法国在越南西北部的主要基地，工事坚固，守军装备精良，自我吹嘘“永不可破”。越南人民军在这次空前大捷中，歼灭敌军一万六千多人，给日内瓦会议送来一份厚礼。各国进步记者纷纷向越南记者道贺，同时向我们道贺，说仗是越南打的，中国是越南的后方，也是你们的喜事。苏联记者十分友好，也很有风趣，我们刚到日内瓦，他们就向我们道贺，说开五大国会议，中国取得了应有的地位；同时向自己道贺，说过去开会总是四大国，社会主义一对三；今后开会五大国，社会主义二对三，力量大了一倍。为时不久，又向我们第二次道贺，祝贺社会主义大发展，祝贺我国的国际主义大贡献。

　　日内瓦会议早在5月8日即开始讨论印度支那问题。当时法国拉尼埃内阁执政，此人伙同外交部长皮杜尔追随美国，拒不停火，又要应付法国国内强大的和平力量，就靠耍两面派过日子。资产阶级政客善于作戏。皮杜尔明明僵硬顽固，却厚着脸皮对法国议会说，他同周外长曾接连个别会晤两次，借以说明“同共产党国家的代表团建立了牢固的联系”，中国代表团积极谋求印度支那和平，他也是愿意和平的。说也奇怪，一时还真迷惑了不少人。

　　但是纸到底包不住火，法国人民激怒了。抗议信雪片般飞向政府，有的议员在议会质问，“美国人可以在朝鲜接受停战，为什么不允许我们在印度支那停火？”有的议员说得更加直率：“朝鲜战争主要是美国人打，而印度支那是法国死人，美国只出美金。”6月中旬，拉尼埃的戏作不成了，被赶下台。我们在一篇通讯中说：这是“法国政府主战派追随美国积极扩大印度支那战争、消极应付日内瓦会议的政策，被法国人民判了死刑”。

　　这期间，法国各个阶层、各种职业的请愿团潮水般涌到日内瓦，向各大国代表团表达早日停止印度支那战争的意愿。美国代表团怕和平，总是深闭固拒。英、法代表团敷衍、应付，接下请愿书立即把来人打发走。中、苏代表团热情接待。特别是我国代表团，把接待这些客人看作广交朋友、建立友谊、扩大我国政治影响、宣传代表团正确主张的大事。从五月初到日内瓦休会的四十多天中，我代表团先后接待法国请愿团三百五十九个、二千五百四十六人，这些工人、农民、企业家、律师、教授、牧师、远征军家属……只有一个声音，要求中国代表团继续施加影响，实现印度支那和平。

　　可能外国人分不清中国代表团和中国记者团，所以不时有人到记者团住的饭店来访问。一般由我接待，李风白同志帮助（他的法文甚好，妻子是法国人）。有一次，我接待两个法国华侨（按现在的准确称呼，应是法籍华人），不必风白帮忙了。这两位同胞原籍山东，乡音未改，才过花甲，脸上已有老态。旧中国的熬煎和异国他乡的歧视，在他们身上留下深重的印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的北洋政府眼看协约国渐占优势，也宣布对同盟国作战。因积贫积弱，无力出兵，只好派出“十万华工”，到欧洲为协约国担负战勤任务。这两个青年农民因家贫无告，报名“参工”，当时只有二十出头，大字不识几个。战争结束，留在法国，娶妻生子，没有什么“本事”，只能经营家庭农场（就是我们常说的个体农民），艰难度日。过去在国内生活艰难，现在在国外看人的白眼，听说祖国的“大总理”（可能受北洋政府时代“大总统”大字的影响，一直没有改过来）来日内瓦参加大国会议，自己脸上也有光彩，特地从法国里昂赶来，向祖国的“官长”表示一番敬意。两位紧紧握住我的手，还未说话，先流下泪来。多次重复一句话：“做梦也没有想到还有这个时候！”后来听说我是河北人，第二次握手，又动了感情——外国遇乡亲。原来清末民初，山东、直隶（河北）人多地少，农民生活极端困苦，许多人被迫“闯关东”，直、鲁两省的人在那里算“大同乡”。我无意中说了句曾经参加抗美援朝，不得了，第三次握手，还抱住不放，一再说，“你算给国家争了光，不容易。咱们呀，也能侵略侵略了。”我大吃一惊，什么话！我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同朝鲜人民一起反侵略，怎么成了侵略了？这两位好心人长期生活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和资本主义的法国，长期受西方宣传的影响，慢慢形成一种奇怪的逻辑：弱国总是被侵略，强国总是侵略人，中国现在强了，当然要侵略人，他们跟着也扬眉吐气。善良的误解最易化解，好在宾主都十分客气，只有问难，并无争论，经我慢慢地从美国走日本侵华的老路，从他们熟悉的“济南惨案”、“卢沟桥事变”说明是非，最后算是统一了认识。我由此强烈想到两事：我们的对外宣传太薄弱，同我国国际地位太不相称，亟应加强；抗美援朝提高我国威军威，它的分量和意义，许多外国人和海外华人比国内一些人看得更重，也就是更准。没有抗美援朝，很可能开不成这个五大国会议，所以这方面的宣传应该加强。我回国后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被认为很重要、很及时。法国拉尼埃内阁倒台后，孟戴斯·弗朗斯受命组阁，并兼外交部长。他受权后即发表演说：印度支那停火必须迅速实现，新政府如果四星期内不能觅致停火就辞职。这个声明反映法国广大人民的意愿，“代表法兰西的民族利益”，压倒了任何形式的战争声音。人们普遍认为他能下这个决心，周恩来总理6月23日同他的一次“诚恳的会谈”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7月21日，日内瓦会议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发表达成印度支那停战和恢复和平的“最后宣言”。法国、中国、英国、苏联、越南民主共和国、柬埔寨王国、老挝王国完全同意“最后宣言”。南越代表宣布不使用武力破坏“最后宣言”。美国代表在会上说不参加“最后宣言”，但不使用武力破坏“最后宣言”，散会后又立即宣称美国“不受这个宣言的约束”。后面这句是真话，此后不久，它就取法国而代之，接过了并且扩大了侵越战争。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和平协商的又一重大胜利》，指出日内瓦会议达成印度支那问题协议，再一次证明世界上赞成和平共处的国家越来越多，任何制造分裂、组织对立的军事集团的实力政策都不得人心。中国代表团本着我国一贯的和平外交政策，第一次以世界大国的身份，与其他大国一起协商重大国际问题，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取得世界广泛舆论的赞扬。

　　摘自《李庄文集》

　　作者：李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