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犯》：走进坏孩子的天空

　　1985年张良王静珠夫妇编导《少年犯》，在押少年犯饰演主角

　　学术顾问：陈山郝建陆弘石

　　1985年的《少年犯》曾经让众多的观众流下眼泪。它是新时期第一部普法题材电影，是1986年度内地电影票房霸主，也是当年学生、家长甚至教师的一堂“必修课”。《少年犯

　　提起该片的导演张良，他在1955年主演的电影《董存瑞》影响了几代中国人，银幕上那个有着深深酒窝的“董存瑞”更是深入人心。1985年张良同夫人王静珠呕心沥血，走进全国各大“少管所”收集素材，用监狱实景拍摄了这部影片，并大胆启用在押少年犯饰演主角。如今在我们回望这部影响非凡的电影时，仍然会隔着长长的二十年向它的勇敢和理想主义致敬。本报记者采访了现居广州的张良、王静珠夫妇，走进他们的拍片记忆。

　　上世纪80年代的内地少年大概都忘不了这部史上最成功的“寓教于哭”电影。

　　少管所见闻催发创作构思

　　在共同完成了《梅花巾》（1980年）的拍摄后，张良和夫人商量下部戏写什么，王静珠想以“文革”中八一厂被赶进鸡棚鸭棚的六家人为背景，去写“四人帮”对文艺工作者的迫害，为了补充素材王静珠来到北京，去公安部了解情况时被意外领进“北京市少年犯管教所”。王静珠之前几乎没听说过还有少年犯，步入“少管所”给她的震动很大，干脆住下来细致了解情况，也赢得了孩子们的信任，话匣打开很多悲剧故事就展开了，心情沉重的王静珠决定不写文艺工作者如何被迫害了，也不写老干部如何被迫害了，决心就写这一代少年，几乎“垮了”的一代。

　　回到珠影，王静珠逢人便说少年犯，希望文学部内能有人与她一起合作写这个题材的剧本。面对这个敏感的题材不仅没人敢合作，还受到很多非议，都劝她写些别的。王静珠开始说服先生张良，每晚讲采访笔记上有关少年犯的故事，这些孩子是因为“文革”受伤最重的孩子，二人都觉得不写出来如鲠在喉。于是决定一同闯“禁区”拍这个片子。

　　《少年犯》剧本被冷藏两年多

　　决定要写这个题材了，夫妻二人向厂里请了创作假，先从广东走起，第一站采访广东省监狱、广东拾少管所”，那时是1982年3月。在那里他们看到了很多耸人听闻的案例，为了知道得更多，他们又去了北京，然后是山东，参观了济南监狱以及潍坊监狱和位置偏僻、环境极为艰苦的北墅劳改常之后又北上辽宁采访沈阳市监狱，最后走访上海劳改场，一路下来，心情沉重压抑如灌铅一样，每一个孩子降生都是干净的、善良的，而他们赶上了“文革”，一切都是颠倒的，社会的倒退造成新的贫困和意识形态的混乱，多少家庭瓦解，孩子被推上街头铤而走险去犯罪。从上海回到广州，二人投入很大，前后写到第八稿。剧本的“难产”是注定的，尤其在对待犯罪少年的认识上与相关部门的人差距很大，究竟是以严为主，还是以挽救为主。

　　改到第八稿时，问题还没有解决，赶上中央下令“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厂里领导认为《少年犯》的剧本与严打精神背离，决定将剧本冷藏，继之又决定作退稿处理。退稿对于作者就意味着剧本被“枪毙”，那时是1983年，感觉背负一笔心债，希望能够让它复活。

　　解禁《少年犯》，开创多个“第一次”

　　《少年犯》被冷藏的时候，张良看到了一篇刚发表的中篇小说《雅马哈鱼档》，尤其是其中描写的那些街边“烂仔”，竟然像是在“少管所”里见到的那些刚被释放了的孩子，仍想捞世界。这篇小说也是立意挽救失足青年，很像《少年犯》的姊妹篇，可是《少年犯》被冷藏了，那就立即扶持这个，帮助这些街边仔支起“雅马哈鱼档”。张良夫妇说，他们尝试在这部影片里就让“个体户演个体户”，启用一批非职业演员，这为后来《少年犯》让“少年犯演少年犯”积累了很多经验。

　　《雅马哈鱼档》上映后很受欢迎，这也是《少年犯》最终“解禁”的原因之一，1984年12月全国司法工作会议上司法部长邹瑜提议地方司法局筹资金帮助拍摄这部影片，这个提议相当于解禁《少年犯》，最终由上海劳改局投资六十万元，并与深圳影业公司双方共同出品，而双方推举王静珠为监制人，这在全国尚无先例，王静珠披挂上阵成为国内第一位女制片人。

　　深影是特区办的新厂，只有组织管理人员，还没有创作人员，摄制组必须在社会上独立招聘，结果摄制组五十个人竟来自二十几个不同单位，虽然担心拍电影经验不足，但是大家一条心，或者说是一种责任心。影片拍摄地选择了上海少管所，实景没有做任何加工，必须真实反映今日监所的现实，不美化，也不丑化。不仅第一次用监狱实景拍电影，更重要的是第一次用少年犯主演少年犯。关于演员曾经到剧团里找，没有合适人选；也想过去学校里找，但又担心让风华正茂的学生们演少年犯，不是挽救反而成了教唆，可以说也是迫不得已决定用在押的少年犯来演。神来之笔是影片的主题曲《心声》，本来请了电影厂的作曲家来写，缺乏特殊感受，后来正是犯罪少年编曲的《心声》一下子令大家泪如雨下，立刻决定就用它了。

　　1985年11月23日，《少年犯》在上海大光明影院举行首映式，参加拍摄的十八位少年被给予减刑、释放等宽大奖励，少年们与亲人相拥，观众无不热泪盈眶。

　　■人物

　　张良1933年出生，辽宁本溪人。194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任卫士剧团演员。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前线战地宣传队任演员。1955年主演影片《董存瑞》。1959年进入八一电影制片厂做演员。后相继在《林海雪原》、《三八线上》、《碧空雄师》中饰演角色，曾于1963年获第二届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文革”后任珠江电影制片厂导演。

　　主要导演作品

　　1980：梅花巾

　　1981：回头一笑

　　1984：雅马哈鱼档

　　1985：少年犯

　　1987：逃港者

　　1989：女人街

　　1990：特区打工妹

　　■电影笔记

　　电影泪腺与温情主义的乌托邦

　　影片《少年犯》的上映，就像在1985年的中国影坛投下一枚重磅催泪弹，引得无数痴男怨女“泪飞顿作倾盆雨”。据说，一位大妈听人讲这是一部好看的“苦戏”，便张罗着带外孙女前往观赏，临出门前还不忘叮嘱一句：“丫头，别忘了多带一条手绢１于是，这句话便成为那个年代少年们彼此打闹嬉戏时常用的一句口头语。

　　这个故事恰好印证了中国电影的一个事实：80年代的银幕空间仿佛格外“滥情”，从开始的《婚礼》、《泪痕》、《苦难的心》，到后来台湾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和电视剧《星星知我心》，几乎没人说得清这一时期的苦戏从观众那里赚取了多少眼泪，也没人统计过制片商从观众腰包里掏走了多少白花花的银子。说来也难怪，从“文革”后期到70年代末的旧片复映，人们在银幕上看到的大多还是那些吹胡子瞪眼又兼舞枪弄棒的男女英雄。与其说他们是一个个有着七情六欲的凡夫俗子，不如说都是些泪腺退化，不食人间烟火的天兵神将更为合适。你看，十来岁的潘冬子能眼睁睁看着自己亲娘让“白狗子”活活烧死，眼里除了往外喷火星子以外，愣是不哭不闹也不跳脚，这哪里还有一点“人”的味道？

　　大约从60年代初开始，中国电影的泪腺便开始明显萎缩了。一部《达吉和她的父亲》还没等人的泪水溢出眼眶，就被当作“资产阶级人性论”拉出去批判。好不容易熬到“文革”阴霾散尽，人道主义、人情人性的阳光再次照耀人间的时候，人们心中被压制已久的那股子怨艾、委屈、忧愤和感伤，便一股脑地迸发出来。这也许正如鲁迅所说：长歌当哭，须在痛定思痛之后。于是也就有了泪水滔天的“伤感文学”和“伤感电影”。

　　但是，假如说电影的泪腺还与人道主义、人情人性这些思想价值畛域多少有些相关的话，那么，它对一场空前浩劫之后的伦理秩序重建的社会实践，到底又能起到多大作用呢？就拿《少年犯》来说吧，这部影片率先将“滥情”的笔触由“文革”的心灵痛史引入现实中的“动乱”后遗症，企图以一种温情主义的母性来规劝和疗救“文革”后失足少年的灵魂，为人们营造一个在历史的陷阱中进行自我救赎的道德乌托邦。影片中六个主人公均由上海市少年犯管教所的学员出演。那一个个被邪恶的神色所玷污，但又稚气未脱的脸庞，那一幕幕让人肝肠寸断的离别场面，尤其是少年犯们最后那一场为痛哭和忏悔所浸泡的歌舞表演，怎能不叫观众一洒悲悯之泪？然而结果又怎样呢？在影片上映不久后即有媒体报道称，曾主演这部影片的几个获释少年犯，又因再度犯罪而重归牢狱生涯。这仿佛是主人公对故事情节一种颠覆性的续写，又像是现实对编导的叙事动机一次颇有居心的讽刺。

　　当电影的泪腺与理性的贫弱彼此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人们眼前的社会与人生图景也就会因此而变得愈发迷离。尽管大灾之后，人们确实需要用眼泪和温情来慰藉曾经受伤的心灵，但真正能让人超越灾难和痛苦的，也只有人的理性和意志了。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电影“滥情”的大潮终于为“寻根”与“反思”的理性主义所代替。

　　□石川

　　■真人秀

　　在押少年犯成影星

　　18名身着囚服、戴着番号牌的少年犯，清一色头皮泛着青光，清一色迷茫的双眼，那眼神里满是惶恐、不安和警惕。“少年犯”这个特殊群体，被他们演绎得入木三分，殊不知，当年电影里这18名少年犯，全都来自真实的铁窗内、高墙下。

　　影片中，方钢一口气吞下两把小剪刀的情景，多少年后还让人们心有余悸。饰演这位男一号的陆斌，原本就是个电影迷。当年在少管所里，他是影视小组组长，还和另一位学员编辑着一份《影视导报》。张良导演来少管所选演员时，正遇上一次劳教学员小组会，见陆斌长得高大结实，张良就问：“你想不想拍电影？”陆斌一点儿不露怯：“如果你让我演，我一定会演好。”和陆斌不一样，那年才十五岁的蒋健，满脸稚气，还是个真正的孩子。他饰演的是有三个“爸”三个“妈”的、可怜的偷儿肖佛。现实中的蒋健，和肖佛的身世差不多，也是离婚父母不负责任造成的悲剧。一次，影片正拍到肖佛偷同伴牙膏那段戏，导演“开拍”的话音未落，他已巧妙地将牙膏偷到了自己的口袋里。刹那间，大家都为他“出色”的表演哄笑起来，他却难过地垂下了头，这些“本事”都是过去学来的犯罪手段。在《少年犯》的拍摄过程中，蒋健和陆斌都已经提前获释，被安排到华东电焊机厂当学徒。

　　采写/整理：本报记者张悦（部分内容参考张良回忆录《情爱不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