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政权根植秦岭腹地　组织篇

　　说起那段历史，84岁的曾宪恩老人神采飞扬。

　　长途跋涉，又连续作战，初入山的红军人地生疏，生活艰苦。但他们严格执行纪律，镇压土豪劣绅，很快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从1934年12月下旬到1935年5月上旬，红军在陕南先后建立了3个党组织和3个苏维埃政

　　离开陕西时，红二十五军的队伍增员60％！

　　两份文件

　　见证红军群众基础

　　“长征中，没有哪一支部队能像红二十五军那样，在艰难的困境中建立起一块根据地。所以，红二十五军绝对是一支了不起的长征队伍。”说这话时，倾尽40年之力关注红二十五军的赵凌云老先生倍感自豪。

　　1935年1月9日，红二十五军打下镇安县城。“红军来到镇安后，天寒地冻，战士们衣衫褴褛，面黄肌瘦。但是，老百姓很快发现红军爱民胜过爱惜自己。”邢显博说。“吃饭照影影，睡觉看星星”的贫苦群众分到了粮食，衣不蔽体“白天钻草窝，晚上去干活”的人家分得了衣物。不久，老百姓都知道了一个陌生的词语“苏维埃”，这个苏维埃就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好生活的政权组织。

　　镇安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很快在周边5县边界地区形成连片的红色革命根据地，面积达3600多平方公里，店垭子成为根据地的中心。

　　在镇安县党史办，记者见到了当年镇安县苏维埃政府发布的《为占领镇安县告群众书》和《关于商业政策问题》两份布告。邢显博说，告群众书是时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郑位三写的，共7条，这样专门针对群众宣传党的政策的文件，是红军长征中的独一份。

　　访苏维埃

　　抹不去的红色记忆

　　袁家沟口村，至今还保留着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遗址，当年它是鄂陕地区最高苏维埃政府。

　　推开沉重的木门，一个占地约两亩的四合院映入眼帘，大小共有14间房屋，廊柱回旋，屋脊高耸，样式古旧。“这是厨房，当年我姑父就在这里做饭，我常跑这里玩。”曾经亲历袁家沟口大捷的曾宪恩老人指着天井北侧的一个小房子说，红军在袁家沟口打了胜仗，光缴获的手枪就装了两大盆子，放在天井里叫群众参观。“那盆子可大啦，直径一米多，高半米，装得满满的。”

　　曾宪恩清楚地记得，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那天，主席台前的两个廊柱上贴着一副对联:“斧头劈开旧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徐海东亲手把一面红旗授予苏维埃政府主席程家盛，还交给他一枚政府大方印。“我和程家盛的爱人倪世莲是亲戚，后来程家盛被叛徒出卖牺牲后，因为我是农工会主席，倪世莲很信任我，把方印交给我保管。我一直珍藏到1953年，把印交给了有关部门。”

　　望着眼前的院落，听着老人绘声绘色的讲述，记者仿佛回到70年前那红旗飘飘的峥嵘日子，那些红军将士展露的欢颜，那些长征路途的坎坷艰苦。任岁月流逝，这红色记忆都抹不去！

　　斑驳字迹

　　书写军队红色出身

　　“什么是红军？红军就是穷人的部队，红军就是苏维埃指挥的部队，红军就是共产党的部队……”在庾家河“春永茂”中药铺后人杨文聪的家中，至今仍然珍藏着当年红军散发的《什么是红军》的传单。

　　“红军在我家住下后，不打人不骂人，我们全家都安心。第二天上午，军政治部贴了满街的安民告示，告诉老百姓红二十五军是北上抗日的先遣队，欢迎和群众谈话。”杨文聪说，虽然识字的人不多，可听人念了《什么是红军》告示上的话，都不怕红军了，觉得是咱穷人自己的军队。

　　记者在陕南山区采访，每到一处都能从当年见证人那里听到根据地群众衷心拥护和爱戴红军的动人事迹……

　　袁家沟口的曾兆文(即曾宪恩的父亲)、曾兆祥兄弟二人带着3个儿子一起参加了红军，仅袁家沟口就先后有300多人参加红军；商县东峪一次就有20多个长工参军；当年，整个鄂陕边区参加红军的人数超过了2000人。

　　“红二十五军创建了根据地，根据地则补充和发展了红军队伍。红二十五军主力离开根据地前整编时，已经发展到4000人，比开始长征时增加了60％。”赵凌云老先生动情地说，长征中，其他红军部队都有减员，唯独红二十五军得以发展壮大，这绝对是个奇迹。责任编辑：任远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