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城墙俨然如一条长蛇，缘山爬去”。“许多无名山村，人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不朗然入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位置却永远那么妥贴，且与四周环境极其调和”。———这是沈从文在小说《边城》中勾勒的湘西风光画卷。抗日战争时期，我有四年时光在位处湘西的凤凰县避难。
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气焰极其嚣张的1941年，我出生在重庆歌乐山的中央产院。当时
国民政府以重庆为陪都，很多军政部门、银行学校、工厂医院都迁建在这里。由于日本飞机狂轰滥炸，我呱呱坠地刚两个月，母亲就抱着我逃往凤凰。今年春天，我驱车从蜀南竹海到抗战中期的文化名镇李庄参观，短短的一路，黄尘滚滚，上下颠簸，觉得难以承受。我很难想像，在60年前，一个身体单薄的青年妇女是如何独立携带一个身体羸弱的婴儿逃到数千里之外的。
逃到湘西之后，母亲先后担任小学和难童教养院的教员，卫生院的护士、助理。因为她有工作在身，外祖母王蔼慈又一度将我带回长沙。1943年，外祖母带我从长沙到郊区东乡避难，不巧碰上了日军扫荡。外祖母急中生智，抱着两岁多的我躲在一处桥墩下。日军的铁蹄从桥面踏过，然后用机枪向人群扫射。外祖母事后说，我当时不仅哭闹会马上暴露，哪怕咳嗽一声，或打一个喷嚏，那祖孙二人都会死于非命。日本侵略军给中国无辜平民造成的伤害，真是罄竹难书，令人发指！
1945年8月15日那一天，日本天皇发表《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那一天凤凰的居民是从收音机中听到这一消息的。当地的土著从未见过日本兵，反应相对平静，但避难到此的外地人无不欢欣鼓舞，想起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快各自还乡，重整家园。我的姑妈陈尧珍跟姑夫当时同在地处偏僻的贵州独山，在美国援华部队的帮助下修建湘黔铁路。“八·一五”那一天，当地中国人看到美国兵朝天鸣枪庆贺，才知道跋扈一时的日本兵终于举起了降旗。我舅父王霖所在的陪都重庆则是另外一番景象。那一天，民众在“精神堡垒碑”（今“解放碑”）附近举行了盛大游行，朝天门码头的轮船拉响了汽笛，整个山城沸腾了。这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性胜利，也是全世界人民抗击法西斯的共同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