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信/来论

　　编者按:最近，安徽省政法委为一名县公安局长特批了2万元的困难补助金。据了解，这位局长为了给妻子和母亲筹集巨额医疗费，不仅卖掉了房子，而且举债30多万元。在一般人看来，县公安局局长是个“有权有势”的位子，当局长的竟会穷到需要困难补助，实在出人意料？报道出来后，感动者有之，同情者有之，质疑者有之，可谓众说纷纭。

　　高尚的品格，危险的信号

　　多数人对贫困局长心存狐疑的原因，并不是怀疑局长是否真的贫困，而是怀疑局长究竟能否固守清贫。在劣币驱逐良币日渐成为一种社会常态的前提下，公众的这种质疑不难理解。他们怀疑的并非局长本身，而是怀疑那些围绕在局长周围的种种“官场潜规则”——局长在与自己格格不入的环境之中能否生存下去。这种质疑恰恰是最值得担心和忧虑的。

　　局长，特别是那些实权部门的实权局长，由于自身握有巨大的权力，因此遭受到的方方面面的诱惑也就更多，而潜在的腐败危险也就更大。“没有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的却是权力与监督之间往往呈现出反比。以这位贫困局长为例，他坦言，“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刚进公安系统算起，坐过我这个位子的多位前任，有的被免职，有的被判刑。”但是时至今日，他依然在说，“虽然思想一歪，也许我就能马上弄钱来还清债务，让家人过上好日子，但我永远不会这样做，我绝不会对不起提拔我的党组织与信任我的上级领导。”

　　如果贫困局长所言完全属实的话，在对这个清廉的公安局长肃然起敬的同时，我们或许更应该反思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这样一个事故多发部门，在前任局长一个个落马、判刑之后，后来的继任者依然能够“思想一歪”就能弄出钱来？看得出来，贫困局长的清廉更多的还是仰仗于自我约束力，是一种独善其身条件下的“无为而治”。这既是一种高尚的品格，也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赵志疆

　　愿救助不再成为特权

　　“医疗、教育、养老”三大支出被很多人形象地喻为“新三座大山”。可以想象，当局长独力苦苦支撑着“三座大山”的时候，他的力不从心也是情理之中的。即使是这样一位贫困局长，他依然拥有着一份体面的工作，拿着一份令许多人艳羡的薪水。以他这样的收入水平尚且抵挡不住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巨大压力，普通群众在面对类似问题时的困境就可想而知。

　　其实，局长目前所面临的种种困境，相信许许多多的普通人都曾经遇到过，但是未必人人都像这位局长一样能够幸运地得到困难补助。无论局长还是普通群众，在实际生活困难面前，每一个人都是亟需得到救助的对象。这就需要不断建立并完善国家救济制度，使每一个人都能平等地得到困难援助，而不是成为只有局长才能享受到的一项“特权”。

　　何楠

　　局长为啥没有“姓名”？

　　据报道，在长达一整天与记者的交流中，局长一直不允许他们记录；直到最后告别时，局长也没有答应他们在报道中公开他的真实姓名。他解释说:“我不希望你们报道我，是因为我不想成为别人关注的对象，这其中的苦衷，可能是你们无法理解的。”

　　我相信这位局长所说的是大实话，并且我更相信他所解释的后一点是更为重要的理由，到底有什么苦衷？

　　我想，这位公安局长如果说出自己的处境，实际上是有违官场的“潜规则”。虽说像这位局长一样欠下几十万元的债务是很少的，但如果仅仅凭公务员的工资，相当一部分官员在遇到天灾人祸时，日子是会过得紧巴巴的。可许多公安局长却是住别墅，一掷千金，区区几十万元根本就难不倒他们，与这位局长反差极大。如果你局长说出自己的窘迫，那不就是反衬出别的官员的钱是来得不明不白吗？在权力不能受到有效监督的地方，不仅来钱来得容易，而且在这种许多人都去捞钱的大环境下，如果某个人不去“捞”，那就是另类；如果还说了出去，那就是打破“潜规则”，成为千夫所指。

　　杨涛

　　谁来消除人们的疑惑

　　迄今为止，人们无从找到这位局长贫困、清廉的真实根据(要知道，报道中的“事实”是一个无名无姓、无从考证者所说出来的)。人们怎么可能没有疑问:是不是假清廉真腐败？是不是故弄玄虚、哗众取宠？其贫困补助金该得吗？

　　据说，这位局长为“社会舆情对领导干部的这种误解”而“深感不安”。那么，局长为什么不坦然正视种种“误解”、“怀疑”，为什么就不想办法自证清白、自证清廉、自证贫困呢？记者的采访、媒体的报道正是消除人们种种不实猜测的好机会，为什么还“犹抱琵琶半遮面”呢？

　　同时，安徽省公安厅作为该局长提出困难补助申请的单位，作为该局长的上级，在其提出申请前一定对“贫困局长”的有关情况有所掌握，有责任在第一时间告诉人们事情的真相。在人们可能产生种种怀疑的情况下，为何不拿出有说服力的事实公之于众呢？还有，局长的所在单位能否面对公众、面向媒体摆出事实？让我们拭目以待。

　　郑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