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闻
收入差距在拉大是个老话题了，但是收入差距到底大到什么程度呢？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室主任吴忠民教授最近在《暸望》杂志上撰文指出，目前，中国收入差距超过国际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幅度过大、速度过快，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由此，吴忠民呼吁政府要采取措施，对高收入者进行“限高”，这涉及的
是调整分配格局的大问题。
发展是硬道理。因此，做大“蛋糕”是我们毫不动摇坚持的原则。经过多年的摸索，政府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多年来，这项政策对冲破平均主义的旧习陋章，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近年来，当许多地方“效益优先”变成“唯效率论”时，“兼顾公平”就成了“公平能兼则兼，不能兼则弃”———像某些地方为了追求“效率”，干脆把乡镇医院一卖了之，或者让私人承包乡镇学校等。更有些地方，把“兼顾公平”变成“公平次要论”甚至“不要公平论”。
过去一段时间，人们在谈论收入差距拉大时，关注的焦点是不同区域之间的收入不同。现在人们谈论这个话题时，则把视野投向不同行业之间收入上的巨大差距。民间有一句谚语：“男怕入错行。”为什么呢？同一个人，同等的素质，同等的努力，进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收入就会相距甚大。这种待遇的不公正，会让许多人产生挫折感和不公平感。
在许多国家，税收杠杆是对高收入者“限高”的重要工具。但税收杠杆也不外乎几个，一是征收个人收入所得税，二是征收遗产税和赠与税。但前者因为征收标准20多年没有调整，工薪阶层成为个人所得税的大军，让这一政策已经“失灵”。后者又因为缺乏个人财产继承、赠与和转让的法规，以及个人财产登记和收入申报等而无法开征。这样对高收入者的“限高”，在实际操作中就落空了。
“限高论”说明，在做大“蛋糕”时，更要公平地分割“蛋糕”，否则，不仅会诱发社会不满情绪，同时也影响继续做大“蛋糕”。（来源：广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