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通城”后人珍藏67年三份冼星海手稿

　　曾伏虎正在整理冼星海的手稿。（记者 胡伟鸣 摄）曾伏虎收藏的冼星海手稿原件。（记者胡伟鸣摄）曾伏虎的父亲李行夫与冼星海等人的合影。后排左一为冼星海，后排左二为李行夫，二排正中间为曾昭正。（翻拍于武汉图书馆藏书）

　　“这是星海的字。”昨日上午，武汉市音乐协会名誉主席莎莱拿着几张照片仔细端详，手指微微颤抖。

　　这几张照片拍的是“冼星海手稿”，原稿珍藏于汉口居民曾伏虎先生家中。他是“老通城”的后人，他家与冼星海有一段特殊交往；在冼星海诞辰100周年、逝世60周年、同时也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特殊时刻，曾先生告知本报，他家67年来始终珍藏着3份“冼星海手稿”。

　　这3份手稿，包括一张冼星海从延安写往武汉的便笺和两首歌的曲谱草稿。昨日，本报记者将手稿拍成照片请莎莱过目，从十几岁起就师从冼星海的莎莱说：“老师的笔迹我很熟悉。”看到照片后，莎莱说：“这是他的签名，很有特点的。看到这个，我觉得很亲切。”支持子女投身救亡抗战期间接待名人

　　1929年，蔡甸人曾厚诚租下汉口大智路3号湖北省银行的一个门面，开办了“通城饮食店”。1935年，他以经营所得，在邻近开办了“大智旅社”。

　　曾先生很关心政治而且很爱国。1937年，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展开，他积极支持自己的子女投身救亡运动。他的店、社连同办公室，都成为抗日救亡活动场所乃至地下党的接头地点；当年的“老通城”里有几间起居室，他常在这里接待特殊客人。

　　这里的常客包括郭沫若、冼星海、田汉、金山等文化名人，以及地下党员潘珙(建国后曾任交通部副部长)、李锐(建国后曾任水利部副部长、毛主席的秘书)等众多爱国人士、青年学生。

　　曾老育有5个子女幼子成为空军中将

　　1938年武汉沦陷，曾先生走避重庆。1945年他回汉，将店子改名“老通城食品店”恢复营业，1947年在楼顶安装了“豆皮大王”霓虹灯广告。

　　武汉解放后，曾先生主动将“老通城”交由工人管理，1953年曾先生病故，其子女5人遵其遗嘱，把“老通城”交给国家。1955年5月，武汉市饮食公司正式接管“老通城”，它成为武汉第一家国营餐馆。

　　曾先生的5位子女中，有的就职高等学府，有的成为工程师；他最小的儿子曾幼诚，1939年参加新四军，后来成为空军中将、空军副参谋长。

　　冼星海一到武汉，就和曾家交上朋友

　　不过，这个故事的主角不是那位中将，而是他的哥哥姐姐和姐夫，当然还有著名的人民音乐家冼星海。

　　“10月4日：下午迁到瑞祥路住，3时赴茶话欢迎会，会后有警报，就在戏院二楼躲避！晚上与昭正到青年会指导民众歌咏。”这是冼星海1937年10月到武汉后写下的第一篇日记，这里提到的“昭正”，就是曾厚诚的第四子曾昭正，武大学生。

　　当时，曾昭正和他的好友李行夫，积极参与抗日救亡歌咏活动，他们编印的《抗战歌曲集》和《大家唱》，深受民众欢迎。

　　冼星海一到武汉，曾昭正、李行夫就成了他的新朋友。在那一段时间，冼星海的日记里常提到这二人；1938年1月17日的《武汉日报》上，冼星海发表《救亡歌咏运动和新音乐的前途》，其中称赞了“湖北武汉之曾昭正、李行夫”等人的成绩；他又为《大家唱》作序，称赞《大家唱》“实在是一件高兴的事”，号召把救亡音乐变成“锐利的武器”，并把自己的许多作品交给曾、李二人刊登在《大家唱》上。

　　《在太行山上》是在“老通城”谱曲

　　这一时期，冼星海创作精力旺盛。他在“老通城”遇到从山西打游击回来的武大学生先珂，先珂把自己创作的《游击军》词给冼星海看。“我马上用5分钟不到给他写成，晚上他乘车再去前线”，冼星海这样回忆。

　　著名的《在太行山上》，也是在“老通城”的后房里谱曲的。

　　1938年年底，冼星海离开武汉去延安，但他与“老通城”的缘分还在继续。他仍然关心着武汉的救亡音乐活动，托人从延安给武汉的朋友带来新的抗战歌曲。

　　冼星海去苏联后，李行夫与曾昭正的二姐结婚。冼星海得知此事，给在延安的妻子写信：“鲁艺有什么新的消息或新歌就给他们……他们两人思想还好，保持通信是可以的，但我不大方便写信……我的住址不能告诉人。”

　　3份发黄的手稿，被珍藏了68年

　　68年过去了，冼星海、曾昭正、李行夫这些人都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把他们那一代人维系在一起的文化血脉，却没有中断。告知本报，家中珍藏有三份冼星海手稿的人，就是李行夫的儿子、曾昭正的外甥曾伏虎。

　　在曾伏虎家中，记者看到了这三份手稿。其一，是冼星海从延安托人带来的《到敌人后方去》油印谱和指挥说明，冼星海在上面手写了两句话：“指挥讲座因不全未付上，鲁艺出版部将寄上其他歌曲给您。”其二，是冼星海作的《战时催眠曲》草稿；其三，在《战时催眠曲》草稿的反面，冼星海还写了一首《做棉衣》的曲子。

　　在冼星海的众多作品中，他本人对《战时催眠曲》和《做棉衣》是较为肯定的。在《冼星海全集》中，记者查到了他1939年入党后给党组织写的一份《履历》，其中写道：“《战时催眠曲》在社会一般的青年及群众都喜欢。”在他写的一篇《创作杂记》中，他把《做棉衣》列为自己作的“有历史意义的歌”之一。到了上世纪90年代，《做棉衣》还被选入《抗战名曲100首》。

　　年深日久，手稿的纸张都已发黄，曾伏虎先生小心翼翼地把手稿放回到文件袋里。他说：“我父亲李行夫一直把手稿很小心地收藏着，我从小就知道家里有这个，但父亲没有给我看过。直到父亲去世，我清理他的遗物时，才第一次见到这个文件袋，上面有父亲写的星海手稿四个字。”

　　“您打算怎样处理这些手稿？”

　　“我想，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我愿意将它公诸于世人，让人们更好地纪念冼星海，记住那个轰轰烈烈的时代，记住那个时代的人。”“人民音乐家”冼星海

　　冼星海（1905-1945）中国近现代著名的音乐家，生于澳门贫苦船工家庭。1918年入岭南大学附中学小提琴。1929年去巴黎勤工俭学，从师于著名提琴家帕尼·奥别多菲尔和著名作曲家保罗·杜卡。

　　1935年回国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创作了大量战斗性的群众歌曲。抗战开始后参加上海救亡演剧二队，后去武汉负责开展救亡歌咏运动。1935年至1938年间，创作了《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等声乐作品。

　　1938年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教学之余，创作了不朽名作《黄河大合唱》和《生产大合唱》等作品。

　　1940年去苏联学习、工作，1945年病逝于莫斯科。

　　由于对发展我国革命音乐所作的巨大贡献，冼星海赢得了“人民音乐家”的称号。

　　（文／记者 李煦 实习生 宋正伟 吴戈）（来源：武汉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