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内参

　　1989年3月，笔者作为一家法制报记者，第一次赴云南采访禁毒。没想到，对这一话题的关注持续了16年，直至今年第五次奔赴云南。

　　第一次去云南是1989年春天，山茶花谢油菜花正黄艳的季节，为了采访那个缉毒勇士陈建军。得知陈建军勇士大名时他已成烈士。英模名单的报纸上没有相片，他的名字被框上黑框，像一个触目惊心的骨灰盒。骨灰盒里的灵魂不再能诉说，没人知道他牺牲的全过程和

　　也许因为毒贩过于狡猾，连连改换交货地点；也许因为通联工具落后，对讲机的信号无法穿透大山的屏障，外线没能及时跟上布围；也许总在刀尖上行走，牺牲成为一种必然如同总在河边走湿鞋成为一种必然；也许一万个也许，一个也许的万分之一就将坚强的生命打碎。战友们赶来时，满身是血的陈建军已命弱游丝，在他的身体下压着毒品和钱，毒品是红色的钱也是红色的。

　　那时《全国人大关于禁毒的决定》还未出台，官方对毒品在我国贩和吸的情况犹抱琵琶遮多半张脸，笔者只能把采访禁毒作为捎带着内容。捎带着问者心虚，谈者更胆弱。当时缉毒队还未从刑侦队分出，瑞丽县缉毒队的领导多次诘问笔者：省厅缉毒处讲查到好多克毒品？别我们这里讲冒了。问他何以这么谨慎？他讲某年联合国缉毒署官员来这里视察，在街上小摊贩处发现有罂粟籽卖。官员走后县领导把有关人员臭骂一气，骂的理由是：啷个没有藏好！

　　那次在滇西南，笔者第一次见到戒毒所———很不像样子，农家一个稍敞阔的院坝，把围墙加高，把高树砍低，满院的牛屎还未扫净。我进去时，见一群面色粉白、青灰的年轻人，表情冷漠甚至敌视，无聊透顶，有人蹲在矮矮的树桩上四下里张望。笔者突发奇想，蹲在那里看天看地看树看人感觉有什么不同吗？

　　记得那次省厅缉毒处处长送给笔者一个十分漂亮的傣族筒帕，他明确表态：写内参可以，公开见报不行。

　　于是笔者回报社只写了一份内参，一是反映戒毒立法问题，二是云南省高法的同志反映死刑犯等待最高法复核时间太长，有人能长达四年，四年期间看守所压力太大，不能跑人不能死人也不能受伤。能否把此一罪死刑终审核准权下放省高法？三是禁毒宣传严重滞后。前两个问题不太久远便有了回音。禁毒立法、戒毒立法、因毒品罪判死刑的终审核准权下放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并不是因为笔者那份内参起到多么大的作用，同类问题也有其他记者和人大代表反映，主要原因是整个禁毒形势日益严峻得超出一般人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