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办十年抗日路(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8月15日18:14 西安新闻网-西安晚报

　　一位曾在八办暂住过的老战士（中间白发者）正在讲述当年的事情。打开中国地图，西安作为东西流通的咽喉地位赫然入目。在60多年前那场中华民族的浩劫之战中，历史赋予了咽喉之地的西安更多重要角色———抗战战略大后方、延安南大门……

　　从1936年到1946年，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简称八办）在咽喉之地的西安上演了艰辛却恢宏的历史之剧。

　　静地

　　———这是掩藏在古城繁华中的一处静地，于青砖灰瓦白墙之中，讲述着烽火连天日的绵绵故事，也纪录着我党我军所走过的不朽之路。

　　2005年8月8日上午9点多，西安八办纪念馆。老人在司机的搀扶下，从一个院落走到又一个院落，颤巍巍的脚步丈量着近60年的风雨变迁。

　　这位87岁的老人叫谢良洪，在孩童样的笑声中讲起自己当年所听说和经历的八办。

　　七贤庄所在的这片区域，原是清代满族居民区。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七贤庄成为红军联络处，开始进行协调红军、东北军、西北军的联络团结，开展统战和采办物品等工作。由于当时国共尚没有正式建立合作关系，1937年1月底，一号院大门外挂出了“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三十八军教导队通信训练班”的牌子。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1937年8月25日，按照两党达成的协议，八路军在国民党统治区西安设立办事处，挂出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的牌子。9月11日，七贤庄一号门口又挂出了“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陕办事处”的仿宋体蓝底白字的长条木牌。

　　而今，站在八办纪念馆门口，冯海伯牙科诊所的铜牌已经消失不见，其他三块仍挂在门口的木牌，虽露斑驳之态却更显历史沧桑之感。

　　据点

　　———这里曾是宣传抗日统一战线的最前沿阵地。在抗日的共同旗帜下，不仅国民党高层，且当年的西安普通群众和众多外国友人也投身到中国最壮阔的民族抗争洪流之中。

　　记者多方搜寻档案资料发现，为了宣传和动员广大群众进行抗日，当时在八办工作的林伯渠、伍云甫、宣侠父等曾多次到学校和抗日救亡团体进行演讲和宣传，彭德怀、周恩来等领导人也曾在八办短暂停留时进行抗日宣传。

　　此外，八办工作人员还和爱国进步人士广泛接触，积极安排全国各地来西安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演出的单位，还千方百计做好共产党书刊发行工作。

　　而在所有的统战工作中，做好国民党西安军政上层领导人的统战工作显得格外艰巨，在包括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在内的八办工作人员共同努力下，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中华邮政总局军邮总视察林卓午等国民党高层人士都对抗战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1938年春，白求恩在前往延安途中，在八办住了10天。期间，为国民党高级将领张克侠进行急性阑尾炎手术。在当年八办抗日统一战线卓有成效的工作下，和白求恩一样的30多名国际友人经西安八办辗转奔赴延安。这中间就有美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斯诺夫妇、史沫特莱等人。

　　然而，国共合作抗日，并不意味着国民党特务放松对共产党人的迫害。

　　宣侠父，这个至今让八办所有工作人员念念称道的老前辈，成了八办历史上以身殉职的最惨烈一位。

　　文武双全的宣侠父，曾任八路军总部驻西安高级参议，因为毕业于黄埔军校，所以他不仅能够在国民党上层官员中谋划统战，而且还可凭借在西安的同乡同学之间关系，游刃有余于各阶层间的统战工作，威望和口碑极高。然而，1938年7月31日，宣侠父神秘失踪。直到西安解放后，从国民党档案中顺藤摸瓜抓到了当年残害宣侠父的特务，才终于得知他在一次外出时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然后抛尸荒野。

　　桥梁

　　———在60多年前的如晦风雨中，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经这里投奔延安的光明与希望，成千上万的我党指战员经过这里奔赴抗日前线和进入敌后战场，也是经由这里，延安、陕北和中国共产党才逐渐为世人所知晓和了解。

　　今天，走进西安八办一号院，可以看到多间以当时在这里居住过的我党领导人名字命名的小屋。在这样的小屋中，周恩来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后住了较长时间，尔后又来往23次住在这里；朱德住了7次；刘少奇也6次化名过往八办。

　　8月8日记者陪着一位曾在这里住过半月的老红军战士谢良洪寻访了当年记忆。

　　“好像是这儿，也好像是这儿……”老顽童样的谢老告诉记者，“我还是‘坦白从宽’吧。”原来，1946年6月底，作为被俘西路军政治犯之一，他被遣送回西安，当时与他一起包括毛泽民爱人朱丹华等在内的100多名西路军及家属坐车到八办门口，下车进入一处院落，住进去15天几乎没有出过房门，根本无从知晓八办里面具体都有什么，也根本没法知道八办外面是什么情形。“纪律很严格，除了小娃娃外，大家都不可以随处走动。”谢老回忆说，直到张治中从中斡旋，和大家在八办门口匆匆上车启程回延安，谢老都没能仔细看看八办到底有几个院子几道门槛。

　　据载，八办在营救西路军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共营救出西路军2314人。

　　西安八办设立10年中，接待了大批爱国青年奔赴延安。这其中就包括四川大军阀杨森的侄女杨汉秀、张作霖之子张学思、邓宝珊之子邓友梅、北路空军司令陈栖霞之侄女陈慕华、当时已经扬名海内外的青年画家华君武、马来西亚华侨陈明、新加坡华侨吴醒柏、朝鲜族青年郑律成等各种背景的爱国青年。

　　“这些青年投奔延安，给边区带来了不同于原先的更为积极向上的清新空气，而在以后的革命和工作中，这些青年也都陆续成长为我党我军的中流砥柱。”西北大学历史学教授李云峰在谈及八办输送青年的作用时，这样告诉记者。

　　兵站

　　———经由这里，为延安输送了大批的工农业生产资料、生活用品、文化办公用品、医疗卫生用品和弹药等，强有力地保证了延安军民正常的生产生活，从而为整个抗日战争作出了彪炳史册的卓越贡献。

　　1936年底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后勤供给工作，派红军供给部长叶季壮率领一些同志到西安，租用七贤庄四号院，成立了“采办委员会”。西安八办成立后，“采办委员会”改为经理科隶属八办。

　　“西安八办当时还成立了我军最早的汽车队。”八办工作人员杨武和谭丽告诉记者，1936年和1937年，西安八办主要靠借用东北军六十七军王以哲军部的汽车，同时雇用商车，把采买到的物品运往陕北，以后在爱国商人李雅轩的帮助下，开始买车。1937年9月，八办成立了汽车队，到1939年时就已经拥有了22辆汽车。

　　王政老人是当年西安八办的一名副官，曾参与了多次物资采购。在他的记忆中，八办的采购任务总是充满了对敌斗争的各种策略和战略，“在当时既打又和的复杂斗争形势下，我们绞尽脑汁运用各种方法搞好关系，以在西安和各地之间顺利运送物资”。

　　王老说，从1941年到1946年，八办为延安购买过包括蓝布、白布、墨汁和机器等各种物资。市场公开出售的物资要买，国民党控制的物资也要想办法购买，而且采购的地域范围并不局限在陕西一地，经理科的同志常常在山西、河南、湖北等地间来回往返，仅棉花一项就曾一次购进过几千包。“延安生产的肥皂、甘草、大红枣、核桃仁等经由八办运出销售。”他回忆说，延安的肥皂当时在西安就非常吃香。

　　基地

　　———1959年元旦起，经过整修的西安八办正式对外开放。1988年，八办被国务院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此，以八办第一任馆长谭冰（曾为八办警卫，在八办工作八年）为代表的八办人，为今日西安这个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46年，随着内战的全面爆发，西安的国民党企图以诬蔑中共破坏统一为借口，强迫八路军办事处3天~5天内全部撤离。后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国民党当局答应了护送办事处人员安全返回延安，但要求办事处交出所有武器弹药。时任处长的周子健决定，将可以使用的武器扔进院内的水井里，把手榴弹挖坑掩埋，只留下几支步枪以作应付。

　　1946年9月10日，正好是农历八月十五。这天晚上10点整，周子健带领着剩下的20名同志最后撤离七贤庄驻地。时任警勤人员的王浩礼回忆道：“走时我们把各房间的电灯一一熄灭，把那块珍贵的第十八集团军驻陕办事处的牌子端端正正挂在门旁，将大门掩好。”

　　至此，从1936年到1946年，完成历史使命的西安八办，在风雨飘摇的抗战岁月中走过了艰辛而辉煌的10年。2005年8月2日，记者第一次拜访八办，当日14个单位参观，人数221人；8月5日，第二次拜访，12个单位392人；8月8日，9个单位327人；8月9日前半天7个单位，201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还不包括每天近百人的零客。其中，有父母带着孩子来看的，也有爷爷带着孙子来看的……

　　文／图记者王丽实习生尹菲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