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勇，这位年仅36岁的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博导，因‘弥散性肝癌晚期’于8月5日与世长辞。家属与学校同事公认的死亡原因是过度劳累。”类似这样的“过劳死”报道，这些年是越来越多了，此处不再赘述。
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过劳死”事件，另一方面是许多人仍然为了某些目标奉行“五不一干”的工作与生活态度：不看病，不检查，不休假，不疗养，睡不足，带病干。这种态度源于思想“病”，而且“病”得不轻。
一项调查结果表明：每天工作时间在8小时以上的人占65.6%，10小时以上的人已经超过20%。另一项调查表明，82%的人选择了每天工作15小时以上，惟一条件是“奖金如果足够高”，看来，认可“过劳”的人不在少数。
在传统的观念中，社会道德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人们努力拼搏，为工作“积劳成疾、死而后已”普遍受到推崇，有着眩目的光环。如今，在以消费水平来评判一个人社会地位今天，加倍工作，及早拥有豪宅、香车、巨款，又成为很多人“过劳”的原因，也为许多人称许。总之，“工作着是美丽的”观念在被滥用，超出了人们身体所能承受的极限，“过劳”就像是“集体癔症”，愈来愈浓地弥漫在整个社会。其实，不论是出于什么奋斗动机和目标，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人民币服务，“过劳”都是一株罂粟，它在展现着缤纷花瓣的同时，孕育着有毒的果实。
其一，“过劳”对国家、家庭和个人来说，都是得不偿失的。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过劳”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强度加重、心理压力过大，是引发身体潜藏的疾病急速恶化、猝死的重要因素，也是“亚健康”状态形成的主要原因。
猝死的害处显而易见。例如何勇的英年早逝：对个人而言，命都没了，何谈抱负，何谈贡献？对家庭而言，永远失去了亲人。对国家而言，何勇的离世，难道不是我国运筹学界的一个损失？
亚健康的害处则是可直接导致多种疾病，一个潜在的病人，无论对谁来说都不是好事，尤其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这样的人多了，那么这个社会、这个民族能称为是健康的吗？
其二，“过劳”浪费社会资源。延长劳动时间、熬夜，会增加电灯、电话、空调和纸张等的额外开支。因“过劳”而引发的各种疾病的医疗费用，等同于相应减少了社会福利，也是一种社会资源的浪费，有时，甚至是“赔本买卖”。
其三，“过劳”降低单位时间的工作效率。英国的一份调查报告说，有63%的人认为自己工作时间太长，工作效率会下降，而且会影响到其他同事。美国《职业与环境医学期刊》2004年发布的一个研究报告预测，因为勉强上班导致的生产力损失占员工生病对公司造成损失的60％，这一数字大大高于缺勤、医疗残疾福利的花费，这对一些公司来说显然会带来致命的杀伤力。所以，“过劳”从经济学角度讲，不是一种“投入最小，效益最大”的最佳工作模式。
其四，“过劳”使社会竞争更加激烈。香车、豪宅、高学历、事业有成，这些成功的标志既诱人又有限。只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为了得到这些，人们的竞争日趋激烈，精神负荷和劳动强度也越来越大。
也许我们现在还不明白为什么奋斗，怎样奋斗，生活和工作的关系也还没有理清。但是，我们应该看清“过劳”不应该成为我们的工作方式，因为我们的身体负重是有“临界点”的，这是科学。
要想从根本上狙击“过劳死”现象很难。在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大学黄席樾教授建议立法防止“过劳死”，也许这值得期许，但首先还是思想观念上的“病”要想法治好，因为每个人的健康和寿命主要还是取决于自己。
作者：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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