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赔偿中的两难命题

　　因“杀妻”冤案提出国家赔偿的佘祥林从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领取了256994.47元人身侵权赔偿金，自愿放弃对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其他请求，并提出撤回国家赔偿申请。此前，他已经从京山县雁门口镇政府领取了20万元生活困难补助款。（《武汉晨报》2005年9月3日）

　　有人认为，佘祥林11年的牢狱之灾换来40多万元的赔偿，已经十分不错。但也有人

　　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国家赔偿法规定了赔偿标准之后，任何冤假错案中的受害人提起国家赔偿，都必须依法办事。本案中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正是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根据佘祥林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计算出限制人身自由赔偿金255894.47元。除此之外，中级人民法院还向佘祥林家人支付了安葬无名女性尸体的费用1000元。至于荆门市京山县镇政府给予的困难补助款，不在国家赔偿法调整之列，所以，不能按照国家赔偿法进行判断。有此先例，今后再发生类似的冤假错案，受害人当然可以比照这一案件的做法，请求补助。

　　不少人认为，国家司法机关个别人员的违法行为，给佘祥林带来了人身伤害，可是，承担赔偿责任的却是国家机关。这样的结果令人不解。其实，在现代法治社会，国家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首先应当由国家机关承担责任。至于国家机关承担赔偿责任之后，是否需要追究工作人员的责任，法律早有明确的规定。

　　在中国类似佘祥林这样的案件并不少见，许多学者满足于就制度来谈论制度，认为应该修改国家赔偿法，增加精神损害赔偿的内容，似乎只要提高国家赔偿的标准，让执法机关倾家荡产，就能够解决冤假错案频繁发生的问题。事实上，执法机关不可能倾家荡产，在追究个别执法人员的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之后，所有的公民都是最终的受害者。根本性的解决办法就在于釜底抽薪，彻底裁减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将宪法规定的权利真正还给公民，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侵犯人权的现象频繁发生。

　　我们的改革应当超越技术层面，而应该从观念上进行彻底的变革，确保公民的每一项权利真正成为公民的权利，而国家机关的每一项权力都来自于公民自觉自愿地授权。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在中国的司法体制改革中，有些学者提出通过增加审级、增加权力机构，来解决司法公正的问题。不过在我看来，在没有解决权力来源的正当性、没有解决司法的公开性之前，这样的改革只能会增加司法成本，不会减少冤假错案。道理很简单，参与的人多了，每一个环节出错，都可能会产生冤假错案。在官官相护的传统政治氛围下，一旦发现冤假错案，启动纠错机制，必然会层层设防，公民的权利最终都消耗在“踢皮球”上。中国的司法改革必须另辟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