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重中之重：人

　　一提到可持续发展，人们可能首先想到自然资源和环境，其实还有更重要的，那就是人自身。“21世纪论坛”的七个分论坛从昨天陆续开讲后，那些原本在不同分论坛间来往穿梭的人，许多都选在全国政协礼堂的银厅坐定，甚至还有演讲者一结束发言，就从其他厅匆匆赶来。银厅讨论的题目是“关注民生”，说的是“人”的问题。今天的“教育”话题同样具有很高的人气指数。

　　毕竟，人是“第一资源”，是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资源。

　　关注“农村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公布了一组对比数据，在“21世纪论坛”分论坛会场内引起不小的震动———我国中等收入阶层近年来正以每年1％的比重增长，新增人群基本来自城市；中国贫困人口从2003年开始出现反弹，以人均年收入637元为标准，当年贫困人口净增80万人，几乎都在农村。

　　城市农村是怎样的“二元结构”？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举出数据：1985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8∶1；1994年2.86∶1；2002年3.11∶1；2003年3.23∶1；2004年，如果算上城市居民中的非货币收入，如住房、医疗和住房补贴等，这一差距还在拉大。邱晓华明确指出：中国8亿“农村人”的消费水平比5亿“城市人”整整落后10年。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说，“农村人”穷，关键是人多地少。中国“农村人”占总人口的60％多，而美国是10％，英国只有1.5％；人均耕地，中国一个农民只有2亩，英国245亩，美国则达827亩。据估算，一个农民至少能耕地30亩，那么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起码有2.5亿，而且这一数字还在以每年700万—800万的速度增长。解决农村发展缓慢的顽症，当务之急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未来20年，每年至少需要从农村向城镇转移1250万人，才能保证剩下的农民拥有足够的土地。

　　留在农村的人尚有一间房、一块地，而那些因“农村贫困”而迅速转向城镇的人们，则会因为在城市找不到工作而变成“城镇贫困”人群。周天勇说，从世界性规律看，不能指望大型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大量吸纳剩余劳动力，出路在于发展中小企业。在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比例一般在99.5％以上，吸纳全国劳动力的65％—80％。

　　增强“幸福感”

　　盖洛普公司最近在中国做了一项名为“你觉得幸福吗？”的调查，结果让人惊讶：选择“很幸福”和“比较幸福”的人竟不到1/3。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做的另一个专项调查同样让人深思，上世纪90年代初期，农民外出打工都有明确目标———建房或娶媳妇，有牢固“后方”———土地；90年代后期至今，不少“农民工”变得既无“后方”也无目标。“你对自己的生活有指望吗？”对这一问题持肯定答案的人，少于持否定答案的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说，当代对“人的发展”的最大理解误区在于：过于强化“社会人”，一味提个人奋斗、个人理想，淡忘了“自然人”，忘记了人本应像花草树木一样，需要温暖的阳光、清新的空气，干净的水和充足的睡眠。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让人感觉到生活幸福，前途光明。

　　“一个人如果常要担心生病了怎么办、失业了怎么办，是不可能幸福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功成认为：获得幸福感，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基础。目前，全国80％以上劳动者没有基本养老保险，85％以上没有基本医疗保障；1.4亿老年人、6000多万残疾人以及亿万妇女儿童缺乏必要的社会福利；国家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偏低，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不少发展中国家。

　　建立全社会保障制度的各种尝试正在开展。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亚洲研究中心副主任阿塔·侯赛因发现，中国眼下正进行着三方面努力。第一，将长期生活和工作在城市里的外来务工人员纳入当地社会保障体系中，长江三角洲的一些城市已经这样做了；第二，鼓励具有良好社会保障网络的省市，将这一体系扩展到其行政区域内的郊县农村，比如上海；第三，发展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养老金和医疗保障制度。

　　学会“学习”

　　2000万！经过十多年高速发展，中国每年受高等教育的人数绝对值已跃居世界第一。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力说，中国的各级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入学率比世界上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要高。如果单纯按照人数比例算，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半条腿”迈进了“大众化”的门槛。

　　高速发展伴生着不少问题。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把问题概括为，我们目前的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一多三少”：毕业后要让国家供养类型的人偏多，能适应普通技能工作的、能创业的、能从事自由职业的人太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战略规划署署长汉斯·奥韦尔直言：应当鼓励这些人学会行动，学会共同生活，学会变通，总之，学会“学习”。

　　什么叫学会“学习”？同济大学校长万钢认为：一是知识结构互补。万钢初访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时，看到那里的博士生由来自不同学科的导师共同指导，本科生学习小组成员来自不同专业，甚至有些信息科技研究项目竟由艺术家牵头组织，他惊呆了。时间一长，他想明白了，这就是要学生学会“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的思维方法。二是重视公众责任。中科院院士汪品先是我国深海研究领域专家，科研教学之余，他总抽出时间写科普文章，开科普讲座，让公众更多了解深海。很多研究者抱怨时间紧、任务重，没精力与公众沟通。殊不知，一个善于学习的人，必须具备沟通交流、凝聚团队的能力。

　　（本报北京7日电）

　　本报记者 张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