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摩擦与“春秋战国”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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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许多学者对中国的国际摩擦进行阐述:冀志刚指出了中国要以开放的姿态应对国际摩擦，特别是要更快地熟悉民主国家的游戏规则，更熟练地与世界主要大国打交道，以此来应对不断加剧的摩擦。贾超指出，“对立与冲突”始终是国际关系发展的主旋律，大国关系史是一部充满矛盾斗争的历史，最高表现形式就是大国之间或大国代理人之间的血腥战争

　　不能否认这种思考的片面深刻性，但这一分析的缺陷是没有看到:冷战后的全球化与市场化相伴随，而市场经济模式乃是一种共赢的分工与交易模式，而不完全是历史上大国战争之“分工与冲突”式的零和博弈模式。

　　今后的世界，到底是“分工与合作”为主流，还是“对立与冲突”为主流，尚需观察。笔者相信，中国既要有“对立与冲突”的思想准备，但更要有“分工与合作”的新思维。只有在新的国际关系思维模式下才可能处理好新出现的国际摩擦问题。

　　刘军宁精辟地指出“文明与野蛮才会冲突，文明与文明只可能摩擦”的命题，并对恐怖主义进行了分析。他的看法与秋风的“摩擦时代的制度避险之策”不谋而合。我相当认同秋风的分析:大国在拥有实力之后，接下来的问题是，大国如何恰当地利用这些实力。国家主义和宪政主义作为两种不同的政治架构，既决定了国家实现强大的途径，也从根本上决定了，国家如何运用自己的力量，如何处理与外部世界，尤其是与既有强国、各个大国的关系。

　　按此分析，不言而喻，中国要应对国际摩擦，不仅要运用经济手段，预备其它手段，更要积极地推进宪政转型，以政治空间换取和平崛起的经济空间。但我也还想指出的是，将中国对于国际摩擦的复杂应对完全诉之于宪政转型是过于简单了。

　　徐友渔的文章《21世纪的中外关系:文明冲突是否来临？》将中国的国际摩擦置于亨廷顿式“文明冲突”的分析范式下来进行考察。但他得出的结论却是:以文明的冲突来解释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不协调是似是而非的，中西方文明冲突根本上就是一个伪问题。他同时认为，当前的冲突并非文明冲突，一些国家对我国的纺织品出口设限，对某些产品采取反倾销措施，这是国家之间十分普遍的问题和摩擦，是正常现象，中国和西方国家有文明差异，更有文明共识。他的这些观点反映出一个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和西方未来关系的独特视角和乐观预见。

　　(作者赵晓，原刊于《21世纪经济报道》，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