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介入的越少　教育多样化越兴旺英国反思教育产业改革

　　大规模高等教育正迫使大学变得更具多样性、全球性和竞争性。

　　对某些人，一说起高等教育就会想起历史悠久的机构。一些大学的年纪的确令人肃然起敬：博罗尼亚大学建于1088年，牛津大学建于1096年，其中很多拥有强烈的传统感。真正历史悠久的充分利用他们的血统，而不那么悠久的也奋力营造出古老的光环。

　　但这些珍爱传统（或创造传统）的机构正在经历一场彻底变革的雷暴，甚至连大学的奠基理念也遭遇挑战。大学正在尝试新的筹资途径（最明显的是通过学费），与公司建立合作关系，以及参与兼并和收购。这些变化都在动摇象牙塔的基石。

　　四个原因导致了变革。一是高等教育的民主化，或称大众化。在富国，高教大众化已经出现了一段时间，在经合组织国家中，成人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从1975年的22％增加到2000年的41％。现在这一趋势正向发展中国家蔓延，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将高校学生人数翻了一番，印度正试图跟随这一榜样。

　　二是知识经济的崛起。世界正在经历“软革命”，知识代替物质资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推力。最好的公司将其1／3的资金投入知识密集的无形事物——研发、许可证和市场推广。大学则是知识经济的主要引擎之一：不仅培养操作知识经济的脑力工人，更提供重要支持，从实验室到图书馆以及电脑网络。

　　第三个因素是全球化。距离的消除对学术界的影响同其对商界的影响一样大。经合组织国家出国留学的人数在过去20年中翻了一番，达到190万人；众多大学向全世界敞开大门；越来越多的国家试图将高等教育转化为出口产业。

　　四是竞争。传统的大学被逼着为学生和研究课题展开竞争。世界银行估计全球每年在高等教育上花3000亿美元，约占全球经济产出的1％。全世界有8000万高校学生，350万在高校工作。

　　听起来好像大学的黄金时代到来了。但在学术界，特别是在欧洲，情况却似乎并非如此。学院抱怨学校控制权的衰落，管理者被负责拨款的政客们整得束手无策。哪儿不对劲？

　　最大的问题是国家的角色。随着越来越多的政府面临高教大众化，他们却不愿面对现实：政府要么提供充足的资金（像北欧国家那样），要么允许大学现实地收取学费。很多政府妄想通过加强管理完成“不可能的任务”，但管理无法弥补资源不足。

　　相对于可类比职位，教员工资在下降，建筑和图书馆的状况在恶化。在罗马大学（18万学生）、墨西哥国立大学（35万学生）和土耳其阿纳多卢大学（53万学生）这样的巨型大学，对学生个人状况的关注已经退居次席。

　　一些技术乌托邦分子相信高等教育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他们认为，大学是毫无希望的陈旧机构，无法适应大规模教育和即时信息的新世界。管理大师彼德·德鲁克说：“30年后，巨大的大学校园将会崩溃。我认为过去40年的美国研究型大学是个失败。”他认为，网络教学和盈利型大学前景看好。

　　另一方面，文化保守派则认为最佳的前进道路是向后转。在他们看来，现代高等教育政策的两大主要原则——“民主和有效”令“学术信条堕落”。他们认为，把高等教育提供给那些人纯属浪费，他们研究肥皂剧的兴趣多过研究苏格拉底的兴趣。

　　但保守派的论调无法站住脚，高等教育正快速走上中等教育的路：成为基本需要。政策制定者的问题是如何创造一个能够平衡卓越和大众化的教育体系，既为全球精英大学提供空间，又能保证普罗大众的高等教育，既能开拓新技术带来的机会，又能保证教育所需的必要的人际接触。

　　正如我们所见，高等教育早已有了样板——美国的大学。美国的大学几乎垄断了世界最佳大学排行榜的前排位置，同时也为应受教育的大众提供教育机会。美国高等教育的成功并非完全归功于钱（尽管钱也起了作用），它也是组织的结果。比起其他国家，美国的大学对国家的依赖程度要低得多。他们的收入来源广泛，从自费的学生到怀旧的校友；从头脑顽固的商人到慷慨的慈善家。而且美国大学的形式与规模也多种多样，从普林斯顿和耶鲁到社区大学不一而足。

　　对于希望建立成功高教体系的国家来说，有两点极为重要。一是多样化高校的收入来源。因为与国家讨价还价已经越来越难了。二是促进更多的大学进入教育市场竞争客户——学生。因为成熟的经济需要各种各样的大学去完成多种教育目标。这二者相互促进：国家介入的越少，教育多样化越兴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