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令不及地方训令：县官不如现管的标本

　　截至10月15日，河南省清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入股煤矿人员356人，入股资金3161.41万元，已撤出2327.41万元。有意思的是：目前撤资的356人中，无一人是在国家四部委公布期限前撤资，其中237人是在河南省加强督察后方才撤资的。（10月19日《第一财经日报》）

　　上述这副景象似曾相识。二月河的小说《雍正皇帝》中写了一个“卸甲”的故事：

　　河南“红顶煤商”的撤资过程恰好是“卸甲”故事的现代版。众所周知，中央四部委严令官员撤资的期限是9月22日，但在9月22日之前，尽管中央喊了好几声“撤资”，河南没有一位官员主动撤资。直到河南省政府也命令“撤资”——不过将撤资退股的最后期限宽限至10月10日——再加上为期5天的督察，“红顶煤商”们才纷纷撤资。

　　仔细拆解一下，无论是拒绝“卸甲”皇命的将领还是无视“撤资”中央政令的红顶煤商，都熟知同一条官场定律：县官不如现管。他们都心如明镜一般地知道：违背直接上级指令的代价远远大于违反最高层级机关命令的代价。因为在自上而下、层层授权的压力型权力体制内部，官员荣辱成败的最大决定权往往操纵在近在咫尺的直接上级手中，而远在天边的“中央”却常常鞭长莫及。那些“红顶煤商”心中自有精明的计算：中央政令虽然言辞激烈，但中央政府单枪匹马对付千千万万个官商，指令层层下达、效力层层递减，最终注定是力有未逮，即使过了“9.22大限”还不撤资，处罚也未必会准确无误地落到自己头上；而地方训令的杀伤力则大得多，一旦动了真格，“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怕是都有可能。因此，惟有地方训令才有中央政令所不及的“奇效”。

　　皇命不敌军令，这让雍正皇帝对年羹尧起了杀心，因为他感到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同样，中央政令的实际效力明显不及地方训令，受损的是中央的权威。事实上，自中央四部委提出“9.22撤资大限”以来，从内蒙古官员的“令丢官不撤资”到山西官员的“明推暗持”，中央政府的权威一直受到有形或无形的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讲，“撤资”已经不仅是整顿煤炭生产秩序的一项措施，而已经升华成为一场捍卫中央权威的战斗。

　　然而，自上而下、层层授权的压力型权力体制决定了县官不如现管现象的存在，不突破体制性障碍，类似中央政令不及地方训令的困局就无法消除。因此，治本之策莫过于变更单向和单极的权力体制。有评论者指出，“伸张民权”是捍卫中央权威的最佳方法，真可谓一语中的。若是决定官员成败荣辱的决定权操之于普通公众之手，凝聚民意的“撤资”的中央政令一下，哪个红顶官商敢不望风披靡？

　　(稿源：红网)

　　(作者：毛飞)

　　(编辑：潇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