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治庸”

　　李鸿忠同志在深圳市领导干部“三纪”教育培训班的报告中，就即将实施的“治庸计划”作了专门的论述。他从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深刻分析了当前深圳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分析了深圳干部队伍的状态，全面阐述了开展“治庸计划”的总体思路和工作重点，对深圳全面深化改革和进一步发展无疑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深圳的“治庸计划”的实施，意味着今后在深圳除了“出问题”的干部要继续受到

　　实施“治庸计划”思想认识要先行

　　贪官亡国、“庸官”误国是一种世界性的官场瘟疫。惩治贪者、庸者，选用廉者、能者也是古今中外吏治的重要内容之一。贪官徇私舞弊，损公肥私，侵害民膏，玷污政府，为世人所愤恨，自然成为各种政纪所严苛，绳之法网恢恢，可谓众矢之的。但庸官则不同，其错不大不小，不痛不痒，是一种不好不坏的官嘲第三种状态”。且相对贪官而言，平庸之官人数更不在少数，有法不责众之虞。

　　对治贪和“治庸”判然有别的态度，来源于一种认识：“庸官”虽无功，但也无大过，危害不大。细究起来，治庸因重罚不够格，轻罚不足戒，反倒难以下手。这种认识如此之深，以至“庸官”们因平庸被换了下来，他们会振振有词地提出质问：“我一不贪污，二不受贿，三不违法犯罪，为什么把我拉下来？”

　　“庸官”危害小吗？宋代陆游诗云：“庸医司性命，俗子议文章。”病人碰到了庸医，乱治一阵，小病会变成大病，大病会被送掉性命。“庸官”的坏作用也应作如是观。

　　人们对“庸官”形象并不陌生，说斯文一点，就是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叫邋遢一点，就是占着茅坑不拉屎的那一种人物。细分起来，我们可将“庸官”分为四类：

　　一类是“才庸”。这类人才能低下，本事不足。往往大事做不来，小事不愿做，终日碌碌无为，消极应付，不思进取，混日子，熬年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或者大错不犯，小错不断。

　　二类是“心庸”。这类人不是没本事，而是有力无心。这种人满脑小聪明，有利则干，无利不干，出工不出力，无利不干活。

　　三类是“德庸”。即能力不往正道使，终日经营一己之私，争权夺利，搬弄是非，阳奉阴违，阿谀奉承，专心功利，不顾其他。对私是能者，对公是庸者。

　　四类是“志庸”。这些人自认怀才不遇，心灰意冷，意志消沉，自甘堕落，由能者蜕变成庸者。

　　人民选择与供养干部，是要他们以积极的活动，为老百姓谋福利。但“庸官”之为政，就是在其位而不谋其政，花纳税人血汗钱，却不干事、干不成事、甚至干坏事。因为“庸官”的“不作为”，使一些地方丧失了多少发展的大好机遇；因为“庸官”的“不会作为”，一些地方白白交了多少冤枉“学费”；因为“庸官”的“乱作为”，一些地方常常做出一些违反科学发展观的事情。“庸官”的作派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对我们事业的危害不可小视。所以，“庸官”与贪官一样都可恨，都要治。

　　“治庸”是现实发展的呼唤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我们大多数干部都有明确的人生态度，为“官”一任，造福一代，为政一地，服务一方，足显共产党员的先进性。然而，与新形势新任务对干部提出的更艰巨的任务、更大的挑战、更高的要求相比，少数干部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是不适应的，他们“占位子，装样子，混日子”，不能尽职尽责，拿不出一点干劲，留不下一点政绩。试想，如果任由这些干部继续疲疲塌塌、庸庸碌碌，继续干不好又不交“枪”，怎么能担当起历史的重任？又怎么能实现新的目标？因此，“治庸”已是刻不容缓。

　　“治庸”的首要问题是“治思想”。人的思想是客观社会现实的反映，然而思想一旦形成就要支配行为，先进思想产生积极向上的行为，落后的思想产生消极颓废行为。

　　“治思想”主要强调要解决思想深层次的问题。有些干部不以当“庸官”为耻，是根本没有解决好为“官”之本的问题，即为谁当“官”和当“官”为谁的问题。这说到底是个世界观、人生观的问题。一个人只要心中有党、有群众，思想上有远大理想和目标，就一定会尽职尽责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一定能够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用手中权力造福社会。

　　“治庸”就是要让“南郭先生”下课

　　所谓“治庸”，就是对为“官”从政者的平庸行为进行治理整改和责任追究。“治庸”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政府各部门的行政效率，督促那些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不会作为的干部把本职工作做好，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它凸显了这样一种理念：权力和责任是对等的，如果“官员”享有这个权力，没有为民所用，那就会因不作为而受到责任追究。在这种制度安排下，为民用权，努力争创一流的工作业绩，才是为“官”的理性选择。

　　治理“庸官”需要更新理念，更新体制，更新某些传统的为政之道。具体来说，就是要用四种合力来综合治理“官潮的“第三种状态”。

　　一是强化动力。我们干部队伍中的能者往往是各部门的业务骨干，他们辛勤劳碌，承担了大量工作，有时反而因为积极工作而受人非议。因此，对这些干部应给予重奖和重用。能者多劳，多劳就应多得。奖能、用能本身就是最好的治庸。应该让能者有事业成就感，有进取的动力。“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要严格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坚持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原则，大胆起用那些靠得注有本事、敢闯敢干的人，为敢干事、能干成事的人撑腰壮胆、说公道话。指挥所向，有利于形成比贡献、比实绩、比进取精神的导向，有利于引导干部实现三个转变：由“太平官”到“风险官”的转变，由“清闲官”到“勤政官”的转变，由“言语官”到“实干官”的转变。

　　二是增大压力。现代政治将朝公共政治的方向发展，社会监督和民意压力将不断增强。我们建设阳光政府，扩大政务公开，就是要让社会公众评价监督政府。占位不作为，贪利乱作为，老百姓是不答应的。“庸官”在民意评价监督下将难以自保其身。第二种压力将来自问责型政府自身的制度压力。责任追究制将对那些不负责任的干部进行惩处，使之无处逃遁。

　　三是明确规范力。“治庸”主要靠制度的力量，应该将我们的制度明细化、系统化，增强其可操作性、可考核性和可追究性。制度建设，能够形成干部不能庸、不敢庸、不会庸的体制环境，因此，要在制度建设上下足功夫。

　　“庸官”的产生，与某些机构设置不尽合理、岗位职责不清、用权不负责任、工作责任制不落实不无关系。因此，要彻底根治干部“庸懒脖，就必须建立一套更科学的职位分类体系，科学定岗定员，不给任何人偷懒的机会。

　　要形成一套有效的干部绩效评价考核制度，真正以业绩论英雄，并据此做到赏勤不含糊、罚懒不手软，优秀者提升、昏庸者淘汰，不得再在异地做“官”。使每一位干部都有压力、有担子，充满危机感，燃烧起创业实干的激情。

　　“庸官”的产生与干部人事制度的不完善有关。因此，要强化干部人事制度的整体设计和创新，不仅要把住选拔关，切实把那些政治上靠得注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的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将庸者拒之门外，还要在干部任期内进行跟踪管理，防止“前能后庸”现象的出现。

　　四是培养学习力。这是干部综合素质自我提升的前提。能力通过培训可以提高。因此，要建立健全对干部的培训制度。通过培养和训练，不断提高干部的思想和文化素质，促进庸者变能者，能者变智者。

　　以上四方面的力量，必须相辅相成，互相影响，才能形成“治庸”的合力，形成“想干事、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政务环境，“官潮的“南郭先生”就无法生存。

　　决策者的决心和自觉是治庸的关键

　　“官潮出几个“庸官”不足为怪。但一个地方的“庸官”多还是“庸官”少，与那里的政务环境直接相关。而政务环境的营造又重在上中下三端。上者，领军的决策者的积极作为；中者，科学严密的制度体系；下者，社会公众的有效监督。治庸用猛药，会给自身的为政之道提出严苛的要求，也必然会打破“官潮的许多“潜规则”。如果一个部门的领头人自觉地肩负起执政为民的责任感、使命感，能率先垂范，开拓创新，全副精力放在为民办实事上，任用一批能者、勤者和廉者，必定会积极实施各种治庸纪律，使惩治“庸官”的纪律刚性化。同时，打造阳光政府，把政务的知情权和治庸的监督权交给人民群众，营造出一个能者大有作为、“庸官”人人自危的政务环境，就会使人不敢庸、不能庸。相反，领军人自身平庸，一旦掌握大权，必定会释放其嫉恨贤才的天性，启用一些溜须拍马之庸才，繁衍出一批庸人，造成一人庸庸一片的格局。

　　“官位”对个人来说是一种谋生的职业，但对社会来说更是一种公共资源。为政之道首先在为民谋利，公正做事。对老百姓来说，干部不作为和乱作为同样是失职的。治庸不力也必然会使公平失灵、效能低下。因此，应让更多的仁者智者勤者廉者任职政府，有效作为，而让那些昏昏噩噩、尸位素餐的“庸官”人人自危。

　　（作者单位：乐正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李永清深圳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