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解脱不是生者的解

　　■郭之纯（时政评论家）

　　巴金走了。这位深深自责几十年、忏悔几十年的世纪老人，终得大解脱。

　　正如巴金的活着，已经是超出个体生命意义的符号象征，他的逝去，也同样超越一般的生死，成为一场蕴涵丰富的公共事件———从人们纷纷的缅怀语辞中不难看出，此时的

　　在一个忏悔了几十年，对自己始终不愿意宽恕的老人灵前，这样众口一词，令人微微感觉到一种郁闷———这样的赞颂，难道真是巴金老人愿意听到的吗？

　　一个真诚的忏悔者，他绝不是为了表演而忏悔的。所以，对一个真诚的忏悔者，对其态度予以适当褒许是可以的；但对其忏悔的行为和内容本身，却未必同样予以太多的赞颂。此时最需要的，当是共同的反思和拷问，而不是以中庸姿态作“适可而止”的安慰———当然更无需太多赞颂。

　　我们必须注意这么一种滥俗的倾向：就是将赞颂巴金，当作一种“表态”，当作一种标榜。对巴金的肯定和结论过程，不该成为一场另类的“狂欢”。赞颂巴金与否，不是、也不该是区分所谓“文学良心”的试纸。

　　文学的良心和勇气，决定着一个时代的历史标高。没有自嘲勇气的文学，不仅无法拯救更多的心灵，甚至有可能将一些心灵引向肤浅和堕落。真正的文学家，最应该的姿态也只能是批判、揭示和自剩巴金是中国那段特殊动荡时期文人生活的典型标本之一———他不同于沈从文式的埋头故纸堆一言不发，也不同于老舍等人不堪受辱毅然自裁。他曾经真诚地写作，也曾经违心地“批斗”，最后又回归真诚地忏悔。可以说，勇敢地对巴金一生的悲喜剧进行反省，其实也是对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反剩

　　所以，巴金的解脱，不是生者的解脱；相反，面对逝去的巴金，凡以著述中人自诩，自觉是以文学为使命者，都应该以巴老为鉴，对自己的作品和良心进行一番回视内剩比如，在当前这个商业文化泛滥的时代，自己是否坚守住了文学的贞操？是否如巴金一样务求“蘸着心血写作”？对世人世事，是否抱着一种大悲悯的态度观察，像巴金一样“以人类之悲为自己之悲”，勇作“人类苦难的歌人”？（相关报道见2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