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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道玉:大学校长应职业化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0月20日09:04 新京报

  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出书回忆推行教育制度改革经历,接受本报专访谈教育理念

  刘道玉,对如今的大学生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上世纪80年代,在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刘道玉推行的一系列大学制度改革以今天的眼光看,仍然相当大胆。近日,刘道玉出版了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书中,他追忆了自己主政武大的岁月,字里行间闪现着一位勇敢的教育制度改革者的形象。

  本报特派记者前往武汉,刘道玉在采访中,以自己的经历为例表达了对我国高等教育状况的一些观点。

  

刘道玉:大学校长应职业化

  刘道玉认为,一个大学校长首先应培养杰出的人才,向国家和社会输送,其次应该有先进的思想,影响社会,推动改革。

  大学校长应具备四种素质

  新京报:你的这本书最主要的内容是你在武汉大学推行改革,如果纯粹从教育角度来看,你认为一个大学校长应该具备哪些素质?

  刘道玉:我做高等院校的管理工作前前后后已经有24年了,从我身上的经历,基本上可以反映一个大学校长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首先,大学校长应该职业化,职业化的意思是说,他只能做校长的管理工作,不能分心去做别的事情。同时,大学校长首先应该是一个教育家,他要懂得教育理论、懂得教育的规律,他应该有自己办学的理念,而不仅仅只是上传下达。

  第二,一个大学校长必须有较高的政治水平和管理能力,他必须有充足的时间来接触教师和学生。一个校长要把接待学生的工作纳入他主要的议事日程,我当年花了很多时间来接待学生,曾与校长办公室约法三章:凡是学生写给我的信不能扣押;凡有学生要求见我不得挡驾(可以约时间,但不能拒绝学生的要求);凡是学生举行的活动应当通知我参加。

  第三,一个大学校长必须大公无私、专心致志地做好管理工作。我记得陶行知先生说过,要做一个完整的校长而不是命分式的校长。什么是命分式的校长呢?他说一个人有了妻子,再想情人,那就是命分式的校长。一个校长必须专心,心无旁骛,他还说一个大学办得好坏,小者关系到千万人的学业前途,大者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命运,难道这样的事业不值得一个人专心致志地去追求吗?

  第四,我觉得一个大学校长不仅属于学校,而且属于社会,他应该关心社会,关心改革,他应该始终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头,以他先进的思想理念来影响社会,推动社会的前进。

   “插班生”制度是人才嫁接

  新京报:你这个思想是怎么产生的呢?

  刘道玉:这里还有这么一段故事。1982年9月,英国上院一个82岁的资深议员到武大来访问,他向我提出一个问题说,校长先生,你认为一个大学校长的职责是什么?我沉思了片刻说,议员先生,我很高兴地回答你这个问题。我说一个大学校长首先是培养杰出的人才,向国家和社会输送。其次他应该有先进的思想,影响社会,推动改革。

  我创造的插班生制度、转学制度等都超出了武汉大学的范围。当年北大、清华、复旦、中国科技大学的很多学生都转到武汉大学来。平心而论,我们的教师水平、学术理论水平肯定赶不上北大、清华,也赶不上复旦和南京大学,但为什么这些学校的高才生向往武大呢?就是因为当时武汉大学有宽松的学术环境,有很好的校园氛围。

  我曾经担任了11年武汉市的咨询委员会的主任,常常接到许多社会青年的信件。插班生制度的构想就是我在和社会青年的通信过程中产生的。为了实行这个制度,我三上北京,最后说动了当时国家计委教育司的领导。我认为,想做插班生的青年分两类,第一类由于种种原因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他们自学成材,希望到大学来进一步深造;第二类是高考时发挥不佳而进入非重点大学的学生,他们不满一榜定终身,想进重点大学来。他们可以通过一个特殊的考试,如果达到了大学二年级的水平,就不用从大学一年级学起,直接从三年级开始———这就是插班生制度。

  当时有人认为,刘道玉搞的插班生制度是“嫁接式”的人才,他们当然是贬义的了。我说好,感谢他们为我想了一个好的名称,在植物学上,嫁接出良种,人才为什么不能嫁接呢?

   要校长专家不要专家校长

  新京报:说到校长的产生,我们好像一直在延续着“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您觉得呢?

  刘道玉:所以我极力主张大学校长职业化。我在1985年写过一篇文章《论专家校长和校长专家》。什么叫做专家校长呢?就是一个人已经是某一方面的专家了,再任命他出来做校长。

  什么叫校长专家呢?就是校长本身是一个职业,他有他所必须具备的知识和专长,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当校长,你是一个院士,你是一个博士生导师,你就可以上。

  我觉得我们国家选拔校长还处在误区中,误区之一,谁的学术威望高,就选谁来当校长。我们中国现在没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如果哪一个大学教授是诺贝尔奖获得者,那么大学校长非他莫属了。

  你想,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以后,以色列请他当总统他不去,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可以说数以百计,但是当校长的寥寥无几。我们可以想一想,中国历史上最出名的大学校长中,有几个人是院士?相反,那些院士校长,苏步青也好,武大的李达也好,都没有形成自己的教育思想。前不久,周光召先生说应该抑制科学家当官。你要当教授,当学者就用心去当,又想当官,又想当学者是什么事也做不好的。这一点一定要改变,不改变,对大学的发展是绝对没有好处的。

  新京报:如果让教师们选举校长是否更好一些?

  刘道玉:这一点毫无疑问。校长应该由大学教授来选,由治学人来选治校人,这是符合教育规律的。因为治学人知道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治校人,他们知道选择谁来领导他们提高学术水平。

  上世纪90年代初,上海同济大学做过尝试,但后来也没有下文。现在搞的公开招聘副校长是形式,第一,一所大学起关键作用的是校长而不是副校长;第二,公开招聘副校长有没有进行公开答辩?这实际还是一种变相的任命。

  陈景润活到今天会被解聘

  新京报:现在的大学的确成了大家都很关注的话题。

  刘道玉:大学现在成了社会的热点,有大学扩招,大学合并,建设一流大学,大学教育质量的滑坡,大学教授的注水,乱收费,博士生异化,等等。我认为,今天的大学失去了理念,失去了严谨的学风。这种现象如果延续下去,教育质量可能要下滑。

  为什么,现在不合格的导师带出来不合格的学生,不合格的学生又分到大学和科研单位,他们从事低层次的工作,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新京报:香港科技大学的丁学良教授曾说,大学是一个纯粹的教育机构而不应该是“衙门”,如果一个大学校长或大学教授,成天想着自己的行政级别,那么他很难全身心投入到大学的发展和教学当中,您怎么看?

  刘道玉:一个大学校长如果成天想着级别,而这个级别又是上级任命的,那他就要看上级的眼色办事。我1982年在武汉大学实行了转学制,当时我没有申报任何人批准,我认定该做就做了。

  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应该尊重学生的志趣。一个学生,如果对专业没有兴趣,他不可能学好,也不可能成才。

  施行后,在武汉大学内部学生可以随便转学,不仅校内转,文理科可以互转,而且清华、北大、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都转到武大来了。我曾经收到一个学生的来信,他热爱文学,但被分配到生物系了。他在信中对我说,校长,我每天上解剖课的时候就觉得我像一只兔子,在砧板上任人解剖,校长你救救我。收到信后,我马上把他转到了中文系。他现在是一个很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出了20多本书。

  新京报:你在武汉大学所施行的一系列改革,都是从学生的角度出发的?

  刘道玉:不仅学生有志趣才能学好,就是教授,也需要有志趣才能做好研究。

  我国学术水平低下,一直没有人获得诺贝尔奖的原因之一,就是教授们很少有学术上的信念,很少有学术上的志趣。他们实际上是在完成上面下达的任务,为任务而生存,为了饭碗而做研究。现在,学生为分数而奋斗,教授为论文而奋斗,我曾对人说过,如果陈景润活到今天,他肯定会被解聘,因为他坐冷板凳搞哥德巴赫猜想,多年不出成果。

  采写:本报记者 张弘

  

刘道玉:大学校长应职业化

  《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

   ■人物

  刘道玉1933年11月生,湖北枣阳人。1977年任国家教委高教司司长,对恢复高考起了推动作用。1981年至1988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国内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校长。在任期间,他在武汉大学率先推行了学分制、插班生制、导师制、取消辅导员等一系列改革措施。

  曾出版《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知识·智力·创造力》等10多部著作。

  1985年获得法国总统密特朗颁发的最高荣誉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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