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是最多情的，他们有着许多浓而不化的情结，除了众所周知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以外，还有一个教材和教辅情结，人更众，情更浓。近日，赵忠祥刚刚著成一本50万字的电视主持行业的学术用书。赵忠祥一再强调，这本书并非大众读物，更不是时下经常出现的名人自传。书的内容比较专，主要是从主持人行业的入门、进修、工作技巧等方面进行阐述和分析。赵忠祥说：“虽然我写的不是教材，但作为一本学术用书，能在中国传媒大学等学校的主持播音系里当做参考书，当然是我希望的１很明显，赵忠祥是想自己的书进大学成专
业参考书。与赵忠祥的希望稍低一点，新华社记者唐师学写书的目标是只要能进入学生的视野就满足了。他在新书《我的诺曼底》即将出版时说：“我出书有一个原则：定价要低，便宜了，学生才买得起，我特希望学生们能看到我的书，我想让他们避开我当年的困惑与幼稚而借鉴我的某些长处，他们有青春有时间能拿生命赌，所以我愿给他们看。”
当然，有教材情结或希望进入参考书范围的作家不在少数，而且这个传统可谓由来已久。早在几十年前，我刚当记者时就看到不少介绍名记者的说法：某某记者的作品入选大学参考书或中学教材。作为一名新闻记者，作品能入学生参考书应当是不小的荣耀。现在虽然有了许多奖，但是如果作品能进入教材哪怕是课外读物，也是了不起的，所以，有些作家在总结创作成绩时一般不会漏掉这方面的内容，真是沾点学校就光彩。
造成这种现象，主要是我们多年来一直在神化教材。的确，能进教材或作为参考书的作品都是名人名篇。在我们的记忆里，进教材的作家都是鲁迅、茅盾、朱自清、杨朔、叶圣陶这样的大师级人物。这样一来，谁的作品如能进入教材，便意味着和泰斗们平起平坐了，这怎能不让作家梦寐以求？其实，我们过分夸大了教材的作用，把教材看的过于神圣，无形中就把作品能否进教材作为一个好作品的尺度。而这个标杆是很不科学的。大家知道，我们的中小学语文教材的改革相当滞后，比如一篇朱自清的散文可以一呆就是半个多世纪。我们的作家太多，我们的好作品也太多，但是教材的容量毕竟有限，因此，能否进教材不应成为衡量作品的标志。教材只是代表了一种引导和方向，它是好作品，但不是唯一的，更不可能囊括中国作家的所有文字。
神化教材的结果是必然涌现出一大批教材的捍卫者，也必然出现一批削尖脑袋朝教材和参考书里钻的作家。继金庸的武侠小说选入高中教材之后，王小波《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爬进高中教材，MM、晕菜成为课本新词汇，罗大佑唱到《大学语文》，《贾平凹的书法》入选中学课本等涉及教材类的文化事件不断掀起波澜。语文教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让人关注，引发争议。人们争执不休之际，我不禁暗自好笑：你看，中国作家的教材情结多重呀！如果我们看淡教材，如果我们不把教材当成颠峰，反映还会如此强烈吗？如果不是因为教材及教辅图书占了出版社利润的一半，吸引了学生的眼球，利益丰厚，我们作家的教材情结还那么热烈吗？
公众围绕语文教材改革、教材内容所引发的屡次争议不难理解，但是我们发现，教材的教育功能一度被神化了，这结果导致一些作家的教材情结很重。作家萧乾曾说，中国作家必须彻底摆脱诺贝尔情结，套用一下，中国作家也必须彻底摆脱教材情结----特别是那些想进教材好卖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