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失败”不宜预先设定

　　■毕诗成

　　改革创新未达到预期效果或造成损失，只要程序符合规定，个人和所在单位没有谋取私利，也不存在与其他单位或个人恶意串通的，可予免责。日前深圳市四届人大常委会三次会议审议的《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创新促进条例（草案）》明确规定深圳将宽容改革创新失败者（11月20日《华商报》）。

　　中国需要改革，只有改革才有美好的前景，这一点大家都明白。但从某种程度上说，改革就是“试错”的发展，迈出去每一步，或对或错，非杨即墨，总还是要承担一些风险的。

　　有人讲，中国缺乏宽容改革者的传统。商鞅变法最终被车裂，王安石变法落得一身凄凉，戊戌维新失败“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历史上的改革者似乎无论成败几何，总难有个好的结局。如此说法看似有道理，却忽视了一点：商鞅、王安石、谭嗣同等人，最终没能被“宽容”，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他们的改革，触动的都是强有力的既得利益者———封建权贵。

　　改革总会触及到多个方面，有的人打着改革的幌子，把好好的政策折腾来折腾去，老百姓就是得不到实惠；有的掌权者一拍脑门，几千万上亿元的资金打了水漂，老百姓连个响都听不到。

　　中国老百姓相当善良，自己承担着看不起病、买不起药、上不起学等一阵又一阵的“阵痛”，却始终持有一颗“宽容”的心怀。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目前对于改革失败者很苛刻吗？只要没有贪污腐化，中饱私囊，有几个人由于纯粹的“创新失败”而付出惨痛代价？

　　既然如此，决策者在制定政策时是不是更应该对得起人民的宽容呀！改革者手里掌握着公权力，在不规范的情况下，权力大得足以惊人，大笔一挥，价值过亿的工程就能上马；闭门开个会，影响千百万人衣食住行的政策就可以出台。基于此，改革决策者适当担点过错降职、行政处分等“风险”，难道没有必要吗？那是公职人员的一种责任，那会让他们“挥笔”的时候脑袋不至于太热，能更谨慎地多想一想。

　　改革开放是全体人民的事业，功过成败最终当由人民来评判。立法保障宽容改革失败者，等于预先代替人民做出了“宽容”的选择：随便干吧，赦你无错！尽管它设定了一个又一个的前提，但在“真创新”还是“假创新”的“外延”难以廓清的情况下———程序符合规定对领导者来说有多难吗？———考虑到其可能露出的“空子”和引起的“示范效应”，“立法保障‘改革者免责’”的步子，迈大步时还是应该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