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文化是中国古代大学文化的核心

　　以“道”为核心的人文精神

　　作为传承与创新儒家文化的主要机构，书院将儒家的人文精神转化为书院精神，使以“道”为核心的人文精神成为书院文化内涵的最显著特征。儒家文化对士人的人格要求、价值体现和实践这种价值的方式方法，都体现为对“道”即儒家的道德理想追求上来。

　　书院是以“道”为核心的人文精神的主要践履者。书院将道德教育摆在教育活动的首要位置，并按照儒家的道德理想模式来设计书院的人才培养模式。

　　为将道德教育渗透到教育教学活动的每一个环节，书院将其制度化为章程、学规等的形式，使书院重视道德教育的人文精神充分显现出来。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制定的《白鹿书院揭示》中，要求生徒严格遵守儒家的道德规范。南宋以后，大多数书院都将遵循这一学规，只是在不同的时候和不同的书院根据实际情况补充一些大同小异的条目而已。重视道德教育是实现个体道德完善的最具体手段，也是书院人文精神彰显的一个维度。

　　书院人文精神另一个展开的维度则是培养生徒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书院学者认为儒家对“道”的追求应是在个体道德完善的基础上，积极参与政治，以实现全社会道德的完善。而在传统中国的政治体制下，书院与社会政治的结合往往表现为对科举仕进的追求。在这种情势下，大多数书院都将道德教育与科举应试教育统一起来，目的在于培养“德业”与“举业”并重的人才。

　　学术创新精神

　　书院的学术创新精神是以宽松的办学环境为基础，学术大师云集书院讲学为推动力，师生相互答疑问难、相互激荡获得新的观点、思想而形成的。

　　书院与官学、私学在办学体制上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使得书院获得了相对自主的学术创新机制和环境。学术大师纷纷云集书院，将其作为学术研究与创新的基地。朱熹、张栻、陆九渊、吕祖谦，明代的心学大师王阳明、湛若水、清代的汉学大师惠栋、卢文弨、钱大昕、王鸣盛等人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讲学于书院，他们的重要学术研究成果不少是在书院讲学过程中完成的。

　　书院学术创新成果与教学活动相结合，不但为教学活动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也极大地推动了学术创新。学术大师们的《语录》、《文集》中有大量的书院师生答疑问难的记录，而这些记录是书院大师学术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学术的发展经历了三次高潮，即宋代的程朱新儒学、明代的王湛心学、清代的乾嘉汉学和实学都与书院息息相关。书院改制之后，胡适先生曾经就感慨过：“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

　　书院的教化精神

　　书院的出现却使得传统中国的社会教化局面发生了显著变化，她发展成为以文化传播与普及为核心的社会教化的重要机构，这是书院直接为社会服务的重要方式。

　　首先，在宋代以来的绝大多数时期，书院数量都是多于官学的。清代新创建的书院达3757所，修复前代书院608所，两项共计为4365所。数量如此巨大的书院遍及全国各地，成为开展社会教化的主要机构，其教育教学功能的发挥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教化的实施。

　　其次，在传授对象方面是极为开放的。书院招收生徒虽然有严格的名额限制，但书院教学是面向广泛的社会群体的，实行开放式的办学。

　　再次，书院通过自身的学术活动与服务社会来实现社会教化。明代中后期发展成熟的书院讲会，不仅是学术交流的重要场所，而且也是社会教化的重要途径。

　　从总体上而言，中国大学体制应属典型的舶来品，这是由近代中国特定政治社会条件所决定的。然而，制度移植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大学文化也可以照搬，因为文化是历史积淀的产物，也是一个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正如梅贻琦先生所言：“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大学文化的构建需要在充分挖掘包括书院文化在内的优秀传统基础上，对其精华部分加以现代化转化，使中国大学文化呈现出中国气派、中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