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村寨的嬗变

　　这是一个小村的传奇。

　　村名场坝，号扒子，乃安顺市关岭自治县一边远小村寨也。自县城出发，得翻七座山，得趟过一条河方能进寨。寨分老寨新街，老寨多石墙石瓦，新街全是贴着瓷砖的水泥平房。寨中所住，皆布依族人。

　　小村虽小，名声却响。3年前，皆因寨中人长年嗜赌招赌，赌穷了人赌贫了村而声名远播;3年后，又因寨中人“弃暗投明”，弃赌种菜，腰挂手机走南闯北而扬名。

　　3年之间，村中寨，寨中人，皆面目全非。用村民们的话说:“以前我们招来的都是大赌鬼，现在招来的都是大老板。”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传奇!

　　但凡武侠小说中人，能在两三年间武功大进者，皆有奇遇。扒子之变，可有奇闻?

　　请读本期——《一个村寨的嬗变》

　　“全村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会赌，就在平时，几乎家家门口都摆得有牌桌子”

　　说起场坝村，关岭本地人知晓的并不多。若说扒子(场坝村俗名)，就大不一样了:“那个地方啊?安顺出了名的赌窝了嘛!”

　　说起扒子的赌，当地人给我讲了一个发生在那里的真实故事:一个骆姓村民，老父死了停在堂屋，按农村风俗请了道士先生来敲锣打鼓超度亡灵。照理，他是独子，又作为孝子，理该陪道士熬更守夜叩头作揖，直至老人入土为安才是。

　　这人也的确熬了通宵，不过不是守在老人的亡灵边，而是在里屋的牌桌子上。送老人上山的那坛法事，孝子得随道士叩头作揖送行，可却不见他人影。差人去找，人家在牌桌上玩得正上火:“叫他们等等，我这把牌完事就来!”

　　那以后，当地老人总爱拿这事儿教育儿孙。

　　扒子地处关岭、镇宁两县交界，老早就自然形成了乡场，所以又称扒子场。逢场天，邻近地区一些乡镇的人都爱到这里来赶转转场，人气很旺。按理，这样好的条件，扒子应该富才对。

　　“坐着打牌，躺着想牌，走在一起谈得最多的还是赌牌，啷个富得起来哟!”村支书张洪笑着说。“我们扒子的赌史很长，也说不清是哪一年开始的，反正全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会赌，就是平时，几乎家家门口都摆得有牌桌子。赌得烂的，农忙季节丢了活路不干都要去赌。”张洪说。

　　“他自己就是个老赌鬼!”一旁的村计生专干杨勇突然冒出一句。

　　我转身看张洪，有点不信:“你是村长、村支书，怎么还……”

　　张洪脸上有些挂不住，只有红着脸认账:“12岁我就开始赌，直到前年才彻底戒掉了!”

　　后来了解到，那时的张洪不仅赌得烂，而且赌得远。近有紫云、贞丰，远达浙江、广东。“那时候家里穷，没钱拿给我赌。为了赌，我收桐籽卖、赶马车、做小货生意，还到关岭帮人打短工。白天找的钱，晚上就到了牌桌子上，从来没着过家。有几次赌红了眼，连家里喂的年猪都赶去卖了。在外面赌的那几年，我连春节都不回家。”

　　“你老婆没意见，就随你这样飘?”我问。

　　“没意见才怪!前几年一直找我闹，要跟我离婚!扒子这里闹离婚的不只我一家，有4对离了到现在都还没复婚。”

　　“你都这样了，乡里还选你当村长?”我老实不客气。

　　“哪里，前前后后我被他们罢了3次!”张洪显得有些尴尬，“说实话，那些年我也没为村里做什么事。”

　　三罢村官的事，都在八德乡党委书记杨桂任上:“用他，是因为他办事公道，群众信服他，又是村里少有的高中生;罢他，最主要的是因为他赌博，还在家里开赌馆。”

　　小小一个扒子，当时打着娱乐室幌子聚赌的赌馆就有4家。平时小赌，逢场天大赌。张洪老房子那间不足10平方米的石屋，最多一场挤了200来人。“里三层外三层的，窗子上都吊起人。当时流行‘挖豹’(摸两张数字麻将比大小定输赢)，外边的人把钱递进去就能参与，多时一场有三四万块钱的输赢。”

　　“有家赌馆一场前后输赢18万元，当时我在场。”村里的年轻人黄兴明说。这黄兴明据说是当地出了名的“赌哥”，因赌博喝酒闹事两次被送劳教。

　　在扒子摆摊做生意的多是些外来人，因此赌得大的也是外地人。“逢场天赌得最凶，有一次，外地生意人连钱带摊子都输光了!”张洪说。

　　外地来的生意人赌得凶，本地的扒子人也不逊色。没钱又总想在大牌场上赢钱的扒子人，总爱借高利贷!还不起就卖猪卖牛卖粮食。最后卖得没吃的了就跟人家借，今年借明年还，借不了就偷就抢。张洪说:“那些年，扒子乱得很。不是东家吼猪被偷了，就是西家说牛不在了。为了赌债，动不动就借酒发疯，提刀弄棒的!”

　　单看扒子那地，四面山峦环抱着一大片平坦坝子。肥沃的红土地，262户布依人家，沿着山腰修砌的石头寨子。好端端一个所在，却被赌博糟害了。

　　曾在八德派出所呆过8年的干警周正勋给我举了一个例子:有一家夫妻二人都好赌，赌输了就跟同在牌桌子上的姐夫借钱。次数借得多了，又总不见还，姐夫上门要账，结果反被小舅子砍成重伤。

　　“赌得这么狂，政府就不管?”我问。

　　“才不，派出所隔三岔五就来抓人。”张洪说。

　　说起抓赌，周正勋至今回想起还觉得伤脑筋:“那个地方的人精得很，一有风吹草动就散伙，白天根本抓不到人。”

　　设在乡政府所在地的派出所离扒子有15公里，所里条件具体，连所长加干警就4人，外加一辆破边三轮。晚上去抓赌，至少得有3个人，邻县就有干警抓赌时被赌徒暴打的事发生。“边三轮离寨子一公里就得找个隐蔽的地方停下来走路进寨，一路上不能打手电，得悄悄摸进寨子。当时扒子没通电，晚上一般不易被人发现。”

　　为了抓赌，派出所在村里找了一些反对赌博的线人。线人一报有人聚赌，派出所就借乡里的双排座车全员出动。有一次，4人去一个聚赌人家，正商量如何才能进去抓个现场，有人出来小解，4人当机立断控制了这人。

　　“我第一个进门，”周正勋说，“埋头洗牌的庄家面对着我，正喊‘下注’，我接口:‘千方拖!’赌客们惊诧地抬起头，看见我们4人，一下子从凳子上立了起来。当时，抓了20多人，老的60多岁，小的才12岁，桌上没收的赌金就有一万多元。”

　　“后来呢?”

　　“说是罚款。一个二个穷得叮当响，哪交得起罚款!每次都是，关一阵，集体教育一阵又放回来，放回来照赌。前前后后抓了好多回，就是屡教不改!”回想往事，周正勋感慨不已。

　　“这两年?家家户户年收入都上万元、超万元”

　　“现在你就是想赌也找不到人跟你赌。”谈这话时，张洪整个人都显得豪气起来，“正事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赌!”

　　张洪没说假话，现在的扒子不但没丢当地政府的脸，还是关岭自治县政府作为早菜和冬果菜科技示范点向外来参观者“炫耀”的地方。

　　乡政府的一份资料表明:前年，县扶贫办、果蔬办在扒子片区投入财政科技扶贫项目金27万元，进行夏秋淡季蔬菜种植示范获得成功;今年在扒子片区推广以色列红将军番茄460亩，亩均产6000公斤，产值8000元，亩均利润5500元。当年纯收入上万元的农户就有200多户，还出现黄兴明、黄兴江等一批纯收入近20万元的蔬菜经纪人和种植大户。

　　扒子的番茄种植基地成了县里的示范点。前不久安顺市四大班子领导带着各县区党政一把手到关岭参观考察，记者也去了。其时正值番茄大收季节，满坝子数百亩番茄地上，尽是背着大背箩摘果的男男女女。几间贴着瓷砖的民房门口围满了卖番茄的农民，农民经纪人正屋里屋外忙着指挥人将番茄分级过秤打包装箱。几辆载重15吨的外地皮卡车停在村口，操着外地口音的司机也忙着指挥村民将电三轮上成箱成节的番茄转到大车上。整个村子，一派繁忙景象。

　　在现场采访时，农民经纪人黄兴明有一搭没一搭应着，显得很疲倦。他说他已经七天七晚没睡好觉了。“天天早上7点开门收番茄，凌晨3点过才能收完。过后还要请外地来拉货的人下馆子喝酒，回到家只能眠上两三个钟头。”

　　张洪补充说:“这两年都是这样，一到收果季节，全村灯火通明，不管卖番茄的还是收番茄的，起码有一个多月睡不上个囫囵觉。”

　　第三次去扒子时，见不少农民正在整地，说是为下一季播种作准备。我想采访几家前后变化比较大的家庭，张洪推荐了邓社伦家:“他家娃儿多，土地少，劳力也少，往年经常是吃了上顿无下顿，是扒子出了名的借粮大户和救济对象。现在好了，这几年种秋淡季蔬菜，还清了一万多元欠债，还推掉破瓦房建起了水泥楼房，家里买了电视机和影碟机。”

　　去到邓社伦家，人不在。住对门的杨贵刚两口子端来凳子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他说:邓社伦平时不爱讲话，种菜却是一把好手。别人只种番茄，他什么都种而且还排开季节茬口，所以他的菜总卖大价钱。杨贵刚说他明年也要种番茄，“卖了番茄我就起新房!”

　　我问全村年收入上万元的有多少，张洪笑答:“这两年?家家户户年收入都上万元、超万元!”他指着公路边那排贴着瓷砖的水泥房子:“你看，这些都是最近两年建起来的。那边正在建。满街都是铺面，要在往年，就一家小杂货店。”

　　在路边建了新房，家里既开商店又烤酒的李树刚，热情地请我们舀酒喝，还带我们参观他家后院上下两层水泥圈里的几十头肥猪。“今年卖了54头猪，1500公斤酒，光这两项就有6万多元收入。”

　　中午，张洪请我到馆子吃狗肉，餐馆老板马银说:“像我们这样的馆子有4家，都是种番茄过后才开的。收果时生意最好，大家忙得没时间做饭，就来下馆子，月底再结账。”

　　种秋淡季蔬菜赚了钱，扒子不仅通了电，还开通了5辆跑扒子到关岭的中巴客运，并有大小货车10辆，电三轮20多辆。现在的扒子，几乎家家户户有手机，有些家庭还不只一部。

　　“项目要下来了，扒子人却不甩账”

　　看来，扒子是变了。我不解:这么多年的恶习，咋说变就变了呢?

　　村支书张洪说得很简单:“就是前年县蔬菜办来搞了这个种番茄的扶贫项目。去年开始全村人都种，种得多，赚得多，哪个还有心思打牌哟!”

　　对扒子人来说，这的确是一件简单不过的事，可对当地政府却不然:“扒子的事啊?三天三夜都说不完!”乡党委书记杨桂说。

　　起先，乡里是按常规让派出所去抓赌，抓到的除按规定罚款外，还集中进行普法教育。这样搞了好几年，收效不大，放回去后照赌不误。乡里于是改变方式:擒贼先擒王，重点从那些常赌烂赌的村民入手。“像黄兴明家，光我和杨书记都记不清楚去了好多趟。”乡长郑立说。

　　乡里还实施了另一套方案:以村委会的名义在扒子组织球队和文艺表演队，把赌博的危害编成布依山歌搬到台上演，还在村里挑选了10多个经常参与赌博的青壮年组成护村队，负责巡逻管理村里的治安秩序，监督全村的赌博行为。

　　“目的是转移他们的注意力，把他们的心思从牌桌子上拉出来。”杨桂说，“但要彻底让他们远离赌桌，还得找点别的事让他们做才行。”他跟郑立去请果蔬办的人来扒子搞反季节蔬菜，同时认准黄兴明的精明能干有头脑，虽然爱喝酒赌博，但在当地有一定号召力。为了把黄兴明引上正道，乡里硬把他推到村长位子上。前年，为给扒子争取省扶贫办下拨的科技扶贫资金，杨桂缠着当时的县扶贫办主任黄华强和县蔬菜办主任李志刚，陪他跑了一趟省扶贫办。

　　“项目好不容易要下来，扒子人却不甩账!”谈起往事，蔬菜办李主任直摇头。

　　“种菜比种粮还管钱?”村民们一时转不过弯来，“土地都拿去种菜了，拿什么种粮食?没粮食不是要饿肚子吗?”

　　“不愿意种可以，把土地拿出来，我们请人种，往年收多少，秋收时返还给你们多少。”政府向村民承诺，最后总算动员了12户以村干部、党团员带头的家庭搞了30多亩番茄实验地。政府出种子、肥料、架材和技术，农民只负责种植管护，收成全归农民。从播种开始，乡里就派卢大成、王绍权、刘清江、文凭4位干部组成工作队驻进扒子。4个人背着被盖来，自己煮饭吃，从播种到番茄挂果，一直住在那里。蔬菜办李主任隔三岔五到扒子给农民上技术课，手把手教农民下种、治虫，搭架子……

　　“与其这样拿给他们当憨包整，不如我们自己出去找老板儿”

　　秋天，番茄下树了，一箩箩果子看上去光鲜水灵煞是喜人。可问题又来了:这么一大批产品，卖给谁?

　　政府先是在贵州农经网上帮农民发了一条产品供货信息，没结果。农民只好把番茄拉到离扒子22公里的断桥蔬菜批发市场，可价格却低得心寒。开始，1公斤还能卖到8角钱，后来多了就按箩计价，一竹箩5元。一箩有150公斤左右，除去4元钱的运费，一箩番茄实际上只得1元钱。低得离谱的价格让农民对蔬菜经销商产生了怀疑。

　　“那么好的番茄，我就不信只值那几个钱!”决心要弄个水落石出的张洪，有天在断桥盯上了一辆拉番茄到水城的货车。为了弄清番茄的实际价格，他买了一套廉价西装，装扮成发货人的样子，一直跟到水城蔬菜批发市场。

　　“你要多少?”番茄批发商问。

　　“价格谈得拢，少说也要一两百节。”张洪狮子大张口。

　　“要得多，1元1公斤;如果只要二三十节，就六角。”

　　批发商的报价，直听得张洪身上冒冷汗:按这个价算，每箩番茄少得了两百多块钱。回到村里，张洪立即组织村支两委和种植示范户开会讨论对策。价格的极大反差激起了农民们的斗志:“与其这样拿给他们当憨包整，不如我们自己出去找老板儿!”

　　最后，村委会决定，由张洪带一批人负责跑贵阳、遵义等省内市场;在东南沿海打过工的黄兴明等人分头跑广东、深圳等地。

　　在贵阳五里冲蔬菜批发市场，他们找到广东那边来收货的老板。张洪知道，番茄越硬，保质期越长，损耗就越小。他从塑料袋里拿起一个就往水泥地上扔，地上的番茄像乒乓球一样弹了起来。广东老板点了点头，问:“是什么品种，这么硬?”

　　第二天，老板开一辆面包车随他们到了扒子。看到地里的番茄，老板显得很是兴奋:“早晓得你们这儿有这么好的东西，我早就来了!”回贵阳第二天，这位姓莫的老板就发来一辆20吨的双桥车。现在每到季节他都要发车到扒子拉货。

　　而到广东、深圳的黄兴明等人，不仅连人带车把老板从那边带了来，最后还和那边的公司签订了长期的购销合同，自己当起了农民经纪人。

　　“现在不用政府催，大家争着种。”黄兴明说。他家的两亩多地以前全租给别人种粮食。现在他把土地收回来，还在马厂乡租了13亩土地种番茄。这两年种番茄兼作经纪人，他赚了四五十万元，正准备明年自己开一家跨省蔬菜公司。

　　“现在还赌吗?”我逗他。

　　“麻将都不晓得丢到哪个旮旯头去喽!，就算找得到，怕都生霉花啦!”黄兴明笑着说。

　　作者：高发强来源：金黔在线—贵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