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卖官书记”武保安利用调整干部大肆卖官，在调整中受益的一些干部送礼金额不等，大多在10万元以上。某局书记在原局长当选为县级领导后，用30万元高价买到局长的职务（中国青年报11月21日）。
笔者由此联想到一名腐败分子说过的一句话，“国家的钱不能拿，集体的钱不能拿，但是个人的钱可以拿。”这种奇特的“腐败有理论”在贪官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如果拿国
家或集体的钱，肯定会留下蛛丝马迹，在审计或财务检查中很容易被揭露出来。而从个人手中拿钱就可以有效的降低风险，因为向腐败分子行贿的人一般不会告发他。即使告发，受贿者坚不承认，也很难定案。所以一些腐败分子更愿意从他人手中拿钱，至于对方的钱从哪里来，他是在所不问的。
那么，行贿的人难道会自己掏腰包吗？当然不会，谁也不会去做赔本的买卖。尤其是那些跑官买官的人，在跑动之前，他们就在心中把算盘打的噼啪响，成本收益的经济帐算得清清楚楚，只差写在纸上了。当他们一手交出几万或几十万把官帽捞到手之后，另一只手早就蠢蠢欲动，要捞回投资和丰厚的利润了。他们或去贪污，或去索贿，如果手中有人事权还可能象他的“上线”一样去卖官。这样一来，就俨然形成一条腐败活动的“生物链”。例如，黑龙江省的韩桂芝在任省委组织部长时，收受马德几十万元，将地委书记一职卖给了马德，马德又转手搞起了“批发生意”，大卖手下的官职，至于从马德手中买到官职的人们，也向他们的“下线”伸手，这样腐败活动就一环扣一环地向下延伸。
腐败活动“生物链”的存在，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它会迅速地把腐败行为蔓延向每一个角落。在这个链条上，大家都把权钱交易当成“潜规则”，视为理所当然。要想当官，就要成为这个链条上的一环，一旦权力到手，又必然会寻找“下线”，以尽快收回投资。对后加入者来说，他既是权力寻租的对象，也是权力寻租的积极推销者。在某种意义上，腐败活动的“生物链”就象非法传销一样，被发展成为“下线”的，也积极地去发展自己的“下线”。如著名的福建“三光书记”林龙飞被查处后，在原县领导班子中，先后有一名县长、一名组织部长、两名副县长被查处，一名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涉嫌花钱买官，周宁县重要部门的一把手几乎全都没有幸免，形成了可怕的腐败活动的“生物链”。
生物学的常识告诉人们，一个生物链的存在，关键在于要有这个生物链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当自然环境遭到破坏以后，往往会导致整个生物链的断裂乃至消亡。同样，要彻底铲除腐败活动的生物链，最重要的是治理官场的“生态环境”。当选拔干部不是按政绩突出、群众公认的标准，而是异化成了领导喜欢、个人好恶时，就必然形成腐败活动的适宜环境。因此只有彻底治理官场生态环境，才能有效遏止腐败活动“生物链”的蔓延，从根本上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