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委书记为何腐败？听副书记们咋说！

　　11月21日的中国青年报以特别报道的形式，从五个方面全面披露了山西省翼城县委原书记武保安卖官案。报道说，武保安从2003年9月底担任翼城县委书记到2004年6月被逮捕的8个月时间里，就因“卖官”受贿等拥有不明来源财产就高达500多万元。

　　综观武保安卖官案，我们可以发现，目睹或知道武保安卖官的领导，有翼城县县长（未俱名）和副县长杨忠华，翼城县委副书记刁纪普等多位领导，以及诸多的局长和乡镇的

　　我们回想各地县委书记的腐败案，在屈指可数的时间里，安徽有18个县委书记因腐败而走进监狱，别说湖北的“五毒书记”张二江和福建的“三光书记”林龙飞了。也许像张、林二人那样的“腐败书记”确实是极个别现象，但同一个省在不长的时间里前后18个县委书记腐败，而且我们同时又有那么多人在监督他们，这恐怕就是个问题了？

　　是监督的人手不够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十数个人甚至数十个人监督一个人，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监督的人数不够。像监督武保安的人，在翼城县就有十数人之多，别说市里和省里的了。

　　是不知道要监督吗？回答也是否定的。武保安的“干部调整计划”是经临汾市委组织部考察后并经市委批准的，且召开了党代会、人代会和政协会，并对干部调整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然而，对群众反映有超计划生育、私自篡改档案年龄等问题的局长翟某，武保安的“力保”就轻易地被提拔为副县长。连“群众”都知道的问题，难道人大代表就一点不知道？这可是要通过选举才能产生的“官”啊？对明显超过县委调整干部方案规定年龄的局长蔡某，组织部门凭什么依武保安的“指示”就将其不列入调整范围而继续留任？更何况山西省委组织部已有明文规定，且有关部门又请示过临汾市委组织部。难道翼城县组织部门就不知道这是严重的违纪行为？

　　是没有监督制度吗？回答也是否定的。我们不但有严格的党内监督制度，也有很多的党外监督制度和渠道。应该说，制度上是比较健全的或健全的。而且武保安在酝酿干部队伍的调整计划时，还分别征求过翼城县四大班子领导的意见。然而，“四大班子”的领导们却对武保安明显违反规定，用A、B两种票推荐干部搞暗箱操作的做法，以“集体失语”来表示对监督制度的执行，甚至B票一直由武保安个人保管直至事发时还未交回组织部门。这无疑给我们的监督制度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那么，问题在哪里呢？可以肯定地说，不是人数不够。因为，那么多人知道要监督、要管县委书记且知道用什么样的制度去管县委书记，却怠于行使党纪国法赋予的权利和权力。这恐怕就要从我们的制度设计中去找原因了。

　　现摘抄翼城县三位领导同志对武保安卖官案的分析和看法，也许对我们“预期”的制度设计大有裨益：

　　翼城县委副书记刁纪普在分析武保安犯罪的原因时表示：“对县委书记这一岗位的职权监督，是同级难监督，上级少监督。”

　　翼城县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张建国认为：“县委书记是省管干部，显然，县纪委监督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上级党组织和纪委对县委书纪的监督目前来说也是个空当。”“同级纪委监督同级党委成员，特别是县委书记，确实难度太大，难以监督。”

　　翼城县委副书记李宝森说：“说实在的，一个副职要是敢于同县委书记持不同意见，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

　　这些“难听”却“现实”且合理的分析和看法，我看应该成为我们设计制度的“基因”。否则，“不去监督”而不是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的现象恐怕难以从根本上铲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