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水俣病悲剧不再发生中韩日专家探讨环境纠纷

　　上世纪50年代发生在日本的水俣病，在全世界敲响了环境污染的警钟，也成为污染纠纷处理的发端。此后一直到今天，全世界环境污染频发，由此导致的环境纠纷一直困扰着人们。如何有效、公正地处理好污染对人、对生态所产生的危害，到今天还是一个沉重的话题。11月26日到27日，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的近百名相关专家，汇聚在上海华东政法学院

　　这是中日韩专家连续第三次对此进行专题研讨。前两届分别在北京和日本熊本市进行，均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妥善地处理好环境纠纷问题，对污染受害者和生态环境进行合理补偿，让污染者承担应有的法律责任，不仅是对受害者合法权益的充分尊重，也可以有效地提高企业与政府的环保意识，从而更好地保护环境，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这是环境纠纷研讨会之所以连续举行的基本出发点。然而，鉴于环境污染与污染危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复杂性等问题，环境纠纷的处理还面临许多障碍，以至于污染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补偿，污染者得不到应有的处罚。

　　华东政法学院经济法学院院长张梓太在发言中指出，尽管《民法通则》、《环境保护法》都对污染危害赔偿做出了明确规定，但在具体实施过程还面临三大问题：法与法之间自相矛盾，如是否以违法性作为责任构成要件、无过错责任原则和把不可抗力、第三者过错、受害者的自身责任作为免责条件存在冲突；处理手段不足，目前主要依靠诉讼，很少使用调节、仲裁等手段；诉讼中存在诸多问题，如原告资格的限制难以提起环境民事诉讼、侵权人不明导致受害人无法提起诉讼、由于环境侵犯的特殊性导致诉讼过程异常艰难、诉讼时效期限长度不够使受害人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等。

　　他建议，应通过以上手段克服上述困难：完善相关立法，消除法律矛盾，不以行为违法性为承担责任的前提，取消免责条款；充分发挥调解和行政处理的作用；建立环境责任保险、财务保证、行政补偿、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度，逐步实现环境侵权补偿社会化。

　　来自中国政法大学的王灿发教授认为，中国因环境污染而导致的侵权事件逐年增多，要突破公害诉讼及其赔偿的瓶颈，需要切实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重视人权保护，建立专门的公害病调查和鉴定机构，制定环境污染赔偿法等专门法律，并建立公害并赔偿基金，鼓励公害病诉讼法律援助。

　　环境污染对人的健康、财产损害已引起广泛关注，但污染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却一直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北京大学教授汪劲在题为《环境公益侵害几起纠纷：谁有权提起诉讼》的演讲中，强调了建立公民环境诉讼制度的必要性。他对四川沱江污染、北京圆明园铺设防渗膜等近年来发生的环境侵权事件进行分析后指出，中国现实环境污染和破坏的根源，在于政府部门违法审批或对于开发建设活动的审批依据不充分、不科学，以及企业的违法经营。他认为，法律的缺位导致中国公众无法通过法律途径实现对环境公益的保护，无论实体法还是程序法，无论行政诉讼法还是民事诉讼法，公众均不具备原告的资格。而西方法治国家的经验表明，扩大诉讼主体的当事人资格、通过公民环境诉讼实现环境保护，是有效保障环境公益的有效途径。同时，他强调，同时应当建立环境纠纷处理的行政裁决机制或者仲裁机制，全方位实现对公众环境权益的法律保护。

　　前车之辙，后车之鉴。环境公害发生较早的日本，在处理环境纠纷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日本立教大学教授淡路刚久在致辞中说：对于中国来说，日本方面的探索与其说是经验，不如说是教训。日本国环境会议积极支持中日韩环境纠纷学术研讨会的举行，其目的之一就是通过交流，介绍日本经历的惨痛教训，希望能引起警醒，以尽量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本次研讨会由华东政法学院、上海市法学会主办，日本国环境会议、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和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协办。与会者还分享了推进循环经济相关立法方面的信息与经验。发生在二十世纪50年代的水俣病被称为日本公害的原点，此后延续半个世纪的法律诉讼，揭开了日本与环境公害抗争的历史，也树立了许多相关问题的解决范例。在水俣病诉讼中做出卓越贡献的熊本是医学教授原田正纯，用触目惊心的图片和简洁发言，展示了水俣病给当地居民造成的深重苦难。

　　“污染环境就是祸害我们的子孙后代！”他的发言给与会者为之动容，“悲剧暂时还不会落幕，21世纪还有污染，还有伤害。旧的条条框框束缚着我们前进的手脚，无法应对发生的问题。要打破旧教条，探索新学说，改革旧框架，建立新制度！水俣病的历史血泪斑斑，损失不可谓不惨重，教训不可谓不深刻！我们今天惨痛回忆，是衷心希望以史维艰，让类似水俣病的人间悲剧不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