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逢蒯大富

　　在极左思潮推动下，以蒯大富为代表的首都高校红卫兵成了多少影响全国重大事件的主角。“四人帮”垮台后，在全国电视直播的公审中，蒯大富出庭作证是最后一次公开亮相。之后，他被判了刑，直至刑满释放于十年前到深圳经商。

　　今年初，我接到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安文江吗？我是蒯大富。”我又惊又喜：“老蒯，你在哪里？”“我在佛山祖庙路……”此次见面，屈指一算，重逢竟在37年后。

　　1987年，我在解剖自我的“文革”回忆录《一个红卫兵司令的自白》中说：“红卫兵不是天兵天将，也不是妖魔鬼怪。我们是思想被强制、天性被压抑、个性被扭曲的宣传教育的产物，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被兽化的孽种！是个人迷信、宗教膜拜孕育的怪胎！红卫兵运动是对人斗人怖慑到极点而迸发的变态绝叫！是几千年积淀的封建意识的回光返照和集成展览！”所以，我提出“红卫兵理当反省，但该忏悔的是我们积垢厚重的民族。”

　　“文革”中，在复旦，在上海我也是“司令”级的红卫兵头头，也因此与蒯大富有多次接触。和他不一样的是，1967年1月我参与组织发起“炮打张春桥”运动，所以我遭批挨斗，被“发配”到江西当了10年井下矿工。后来，经过努力，我成为了高校教师、作家、佛山政协委员。其实，我和老蒯的心路历程是相似的，人生轨迹是相近的。

　　这次相见，我一眼认出了他：老而发福，当年的“小将”已过花甲，61岁了……他递给我的名片上印的是“深圳XX有限公司总经理蒯大富”。我笑了，多有意思的转型啊！红卫兵司令———“四人帮”走卒———私营企业总经理。告别昨天的他，走上了与市场经济合拍的发财致富新路。老蒯说：“许多老红卫兵都读过你的《一个红卫兵司令的自白》，感动于你真实地描绘了红卫兵的心灵轨迹，还红卫兵以历史真面目。”然而，我觉得老蒯的经历，他所有红卫兵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应该成为“文革博物馆”中不可或缺的一版，他可以也应该通过自我解剖以解剖“文革”。

　　“五一”长假，我应老蒯之邀去深圳，迎接我的还有当年北京“四大红卫兵领袖”之一、北京航空学院的“司令”韩爱晶。他在深圳某国营企业当老总，已经退休了，可看不出花甲老态，且比老蒯“苗条”。他对反思“文革”抱有很执著很清醒的认识，他不希望“文革”成为一笔糊涂账，所以，他说老蒯不必花心思赚钱了，应该做点更有价值的事。趁活的时候，把“文革”的亲身经历写出来留给后人。（安文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