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关注乔松举的命运？

　　12月06日《第一财经日报》消息：安徽禽流感举报人曾因举报假疫苗得罪地方部门。对于安徽禽流感举报人乔松举的被拘，乔父表示“要为儿子讨说法”。乔松举的父亲乔正群称，儿子曾因为举报假疫苗等事，“得罪的地方机构不少”。

　　从“感动中国”的准候选对象突然沦为“刑事疑犯”，其间的跨度实在让坊间民意颇费思量。网上和坊间的猜测也许多余，但乔松举在“举报”这条路上事实地一路坎坷一路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关注乔松举的命运，就是关注我们的个体力量去博弈正义与公平的成本。在“乔松举事件”中，我们有三点疑问：乔松举的举报事实为什么不尴不尬地长期游移于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状态中？如果地方政府对乔松举的奖励有行政情绪的游离可原，那么农业部为什么不能给其一个清白的说法？在公众事件里真实的舆情民意、绩效卓越的舆情民意能不能战胜官僚体面文章？很遗憾，整件事情的脉络是从乔松举个人表白里清晰起来的，本该阳光的、透明的论断迟迟缺位着。

　　在这个宪政年代，“谣言”是不可能“止于智”的、只能停步在彰显权利与自由的制度设计面前。我们为什么关注乔松举的命运？因为在法律机制和领导体制尚有不小漏洞的时下，正因为“举报成本”的无法预测和估算、举报者承担的风险也变得愈来愈大，而这个“瓶颈”又事实地成为制约社会正义的最大困境。我们太希望在“乔松举事件”中看到——举报者的“举报成本”太高和责任者对举报者“打击报复成本”太低——这种悖论的逆转了，我们期待着一纸拘留书背后的实情，是寄望于看到举报者命运在制度建设进程中被公正搁置的一个蓝本——这个注脚的意义是宏大的、是深远的。

　　无论“非典”还是“禽流感”，畅通的民众表达是最伟大的拯救合力。暂时谁也不敢给乔松举妄下定论，但我们深信在民意监督下的透明政府会有一个合理公正的回应。我们为什么这么关注乔松举的命运？因为，自私点讲，在我们都习惯趴着的时候，英雄的一次起立也理应得到满场的掌声。心理学上有个“破窗效应”：如果有人打坏一撞楼的窗玻璃，受这块玻璃的暗示，可能就有人打烂更多的玻璃。这表明：公众的麻木不仁，坏的行为就会滋生、繁衍。

　　所以关于“乔松举的命运”这道题，答案应该棱角分明。

　　(稿源：红网)

　　(作者：邓海建)

　　(编辑：潇湘行)